导读：“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知青”对应着“上山下乡”运动，而“上山下乡”运动被今天的佞人们视为迫害了一代年轻人，佞人们的说辞是，这些人的青春被葬送了，去艰苦的农村，毁了自己的一生，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
从这以后，“156项重点工程”的每一台设备都需要通过贸易的方式来实施，而我们的财政出现了赤字。
财政赤字意味着我们不但难以维持工业化的进程，而且还将面临就业压力，因为发不起工资，那么该如何解决这双重压力？
当时我们不能以现金的方式与苏联进行贸易，但是可以通过鲜活农产品和矿产交易的方式实现，这样一来，如果土地上能产出更多的农产品，便能解决这双重压力。
通过增加土地上的劳动力，进而增加土地上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增加农产品的产出，通过农产品来换苏联的援建设备，这样既能解决就业问题，又能解决工业化进程的问题，这就是上山下乡在经济学上的底层逻辑。
实际上，上山下乡不算是我们的原创，早在1954年苏联就开始了类似的做法。
1954年2月至3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增加全国谷物生产和开垦生荒地、熟荒地的决议》，号召青年向荒地进军。
从1954年至1955年，苏联运送了20多万台拖拉机以及其他上万台机器支援垦荒。
1956年，苏联大获丰收，粮食产量达1.25亿吨，一半以上粮食来自新开垦地区。
既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从国家层面来说，这个运动对国家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苏联的垦荒运动是共青团中央代表团在1955年4月访苏期间了解到的，回国后便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
报告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
只要深入了解历史就会发现，所有运动不全是老人家发起的，有些运动只是在他这里得到了。
1955年8月9日，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区垦荒。
今天的人们无半岛平台法想象，觉得当时的人怎么那么傻，偏要到艰苦的地方去，只能说这些人不了解那个风清气正的时代，理解不了那些有信仰有梦想的人。
对于青年提出的建议，北京市团委在这一年的11月予以批准并鼓励，而垦荒无疑是当时解决就业的一种较好的办法。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当时的人口增加到了5.88亿，人口净增4000多万，这就意味着要解决400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
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大部分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这种工业对劳动力的文化水平要求高，但人数要求少，而国防工业的要求更高，有些部门还要经过政审。
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不像纺织、化纤、食品等轻工业，轻工业不需要大资本投入，但需要大量劳动力。
之前的章节我们介绍过了，我们的工业结构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而是苏联专家替我们决定的，而他们决定的目的首先是为苏联着想。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时，农村还处于初级合作社时期，但土地基本分配完毕，没有更多富余的土地。
那时候土地还没有收归集体所有，然而新出生的人口也要获得土地，客观上就要求通过垦荒来获得新的土地。
1956年，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公私合营完成就意味着城市里的就业岗位也分配完毕，而此时的人口增加到了6.28亿，相比1949年人口净增8000多万，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此时我们进入了高级合作社，土地已经变成村集体所有，客观上就有了上山下乡的基础。
如果土地不是村集体所有，而是个人所有，那么这些城市青年安排到谁家呢？哪家农民接收？哪家农民不接受呢？
当土地变成村集体所有之后，城市青年下乡的问题就能解决，由村集体接收，再进行统一安排。
1957年，苏联停止对我们的援建投资，没有了资本，就意味着项目不能开工，而原有的项目无法扩大规模，不能开工也不能扩大规模，就意味着不能增加就业岗位，因此就业压力明显增加。
如果不把他们送到农村，谁来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城里吃饭是要用钱来买的，没有工资怎么买饭吃呢？而我们财政出现了赤字，发不出工资。
农村对货币依赖度低，物物交换多，钱物交易少，毕竟当时的农村还没有太多集贸市场，因此不需要进行货币交易。
村集体可以从全村的口粮中匀着大家吃，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总不至于饿死。
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了，那时候上山下乡主要去的是农场，农场包括建设兵团和干部学校。
五十年代因为抗美援朝引进军重装备生产线带来的财政问题，终于在苏联逼迫我们还债时爆发出来。
随后发生了三年困难时期，1962年我们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周边国家觉得整垮我们的机会来了。
因此战争随时都可能发生，而在后来的六十年代里，美国和苏联都扬言要对我们实施核打击。
一旦发生战争，两个超级大国必然会首先打击城市，因为城市的建设成本远高于农村，同样一枚炮弹，落在城市和落在农村造成的损失，傻子都知道哪个更大。
我们为了研制两弹一星，从土地上提取的大量剩余价值都用在了应对战争的国防装备上。
因此，我们当时仅有的一点经济力量，都用在了做这根打狗棍上，留给人民群众可分配的物资自然就少了。
一旦发生战争，城市成为首先攻击目标，而待在城里的知识青年成了首当其冲被消灭的对象。
一个炮弹过来，城里人不知道会死多少，如果敌人采用核弹攻击，死的人将数以万计。
今天的佞人们说，上山下乡毁了他们的青春，这种说法完全就是罔顾历史，如果当时发生战争，人连命都没有了，还有什么青春可言？
于是在1968年12月，老人家发出了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
实际上，在上山下乡之前，老人家实际上对知青的数量做了一次摸底，这就是文化革命运动期间的大串联。
关于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我们之前的章节介绍过了，我们尊重知识分子，为此还专门在每年的五月一日设立教师节，并且提出了“双百方针”。
然而，在后来出现的多次事件中，民国政府遗留下来的部分知识分子却脱离人民群众，他们看不起劳动人民，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妄图变成特权阶层。
因此，为了防止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也发生蜕变，老人家确实有让他们到农村去锻炼，培养他们阶级感情的考虑。
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大串联期间老人家共接见了8次，共计1300万，这就意味着至少有1300万人要送到农村去。
1968年，老人家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拉开序幕。
由于文化革命运动原因，造成1966、1967、1968年三届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同时毕业，他们被称为“老三届”，这个年龄段的人在15至18岁之间，称为第一阶段要解决的就业人员，因此他们毕业之后就分配到农村和边疆。
由于当时大部分人都是文盲，所以像他们这种初中生和高中生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因此他们便被称为知识青年，简称“知青”
当时大部分知青去的地方不再是农场，而是插队到农村，他们当中的人虽然是务农，但是过的是准军事化生活，有组织性和纪律性。
为什么要过准军事化生活，因为要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战争，没有组织纪律性，战火一旦蔓延到农村，这些年轻人一样会死去。
1968年底，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我们的北部边境屯兵百万，战争一触即发。
老人家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指示，当时战争阴云笼罩上空。
老人家经历过艰苦的井冈山时期，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在延安时住在窑洞里，哪一点不比 “上山下乡”更艰苦？
老人家在北京，是为了让全国人民心安，如果他不在北京，全国人民会怎么想？我们民族的骨气和精神何在？
今天的佞人们如何能理解那个时代？如何能理解为了应对那个时代所做的一切？他们的心其实早就不是中国心了。
1969年，经过珍宝岛战役之后，美国认为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到战争势态，他们应该重新调整战略，缓和与我们的敌对关系，实现联中抗苏。
随着西方敌对势力的关系缓和，我们的外部环境相对好转，战争的阴影逐渐淡去。
没有了战争威胁，我们便不用大规模地将知青送到农村，同时跟西方之间有了一定的贸易关系之后，引进了西方的生产设备，便有了一定的工作岗位，有了工作岗位，城市可以吸纳一部分知青就业。
因此，从1970年到1973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锐减，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大部分留在了城里，一部分在乡的知青也通过招工回城。
因为这段时期我们推出了“四三方案”，该方案旨在“为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拟用三至五年时间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总价值为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因此被称为“四三方案”。
正是因为四三方案的推出，增加了工作岗位，所以才有了第二阶段知青上山下乡人数的锐减。
但是，引进生产设备也要用钱购买，花钱就意味着财政支出，财政支出不足以消化这些投资时，又将发不出工资，将再次面临就业问题。
四三方案只能解决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依然无法保证所有知青都能留在城里的工厂工作，于是不得不再次组织上山下乡。
1968年，我们的人口是7.85亿，到了1973年，人口增加到了8.92亿，不断增加的人口，就意味着不断需要增加工作岗位。
我们当时度过了最艰难的六十年代，有了可以保卫我们这个政权的两弹一星，但工业化的进程还要继续，国防工业还需要技术迭代，老人家离开的时候，留下的那些高科技研发，依然需要资金的投入。
另一方面，当时的文化革命运动以打击走资派为目的，而上山下乡也是为了让这些知青深入群众，了解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要成为特权阶层，因此客观上也就脱离了走资派，因为走资派不会待在农村，资本一定偏爱城市。
于是从1974年起，开始了第三阶段的“上山下乡”运动，一直到1976年老人家离世。
“上山下乡”运动有2000万知青参与，他们为农村带去了知识，去除农村的封建迷信，参与到农田水利建设，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他们将青春献给祖国，用知青的话来说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对于共和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上山下乡”运动对于知青到底是毁了他们，还是成就了他们，最终交给读者自己去评判，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得出来的结论不同。
“上山下乡”运动确实有其艰苦的地方，也有其不合理之处，但是请正视我们民族遭受的苦难。
这些苦难不是老人家带来的，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捍卫这个国家，保护他的人民，他没有私心，他问心无愧，但我们做人不能昧良心。
看看今天那些没有“上山下乡”的代表，他们哪里关心人民疾苦？哪里倾听百姓呼声？他们只知道将双休变成小长假，只知道让合法化，只知道告诉学生读书是为了以后出国和老外交配，只知道编写毒教材来祸害我们的下一代。
今天的佞人们大肆污蔑那个时代的“上山下乡”运动，可是他们却不告诉大家同时代西方的青年在干什么？
同时期的西方青年们，他们没有“上山下乡”，过着优渥的生活，但是他们迷惘而叛逆，抛弃理性，崇尚暴力，街头群殴时有发生，特立独行却极为自私，天天大搞抗议活动和，高喊着性开放，极度宣扬自由，却不愿承担责任，和毒品满天飞，他们留着长发和大胡子，邋遢而不讲卫生，这就是西方的嬉皮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