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工业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工业体系逐渐形成。本文以中部地区为例来探讨我国工业发展的历程。中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部地区工业经济（1949年10月-1952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中部地区工业经济（1958-1977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中部地区工业经济（1958-1977年）、改革开放以来至党的十八大以前的中部地区工业经济（1979-2011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部地区工业经济（2012至今）。文章详细探讨了每一阶段中部地区工业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指出了中部地区工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诸如产业结构矛盾弱化了产业竞争力、产业结构“虚高”和过早去工业化的矛盾问题、产业结构单一化、基础产业的基础相对薄弱、产业发展外向度偏低、工业同构化等问题。为解决这问题，促进中部地区工业健康持续发展，本文提出了大力发展科技要素密集的现代制造业、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及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制造业空间布局与区域分工、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的建议。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部地区工业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工业分工格局逐步优化。2017年中部地区工业增加值为67869.2亿元，中部地区依靠占全国10.7%的国土面积，产生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22.5%。2017年中部地区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第二产业占45%、第三产业占46%，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二产业比重略小于第三产业，中部地区处于后工业化阶段。但是中部地区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也面临着诸如要素获取能力弱、环境污染与能源浪费严重等方面的问题。本文首先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部地区工业发展历程及成就，其次分析当前中部地区工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最后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工业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工业分布极不均衡，70%的工业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不到10%。为改变这种发展不均衡状况，国家从“一五”到“四五”实施的是区域平衡发展战略，50%的建设资金都投到了内陆。自此，中部地区也形成了以钢铁冶炼、石油化工、煤炭能源、机械制造、运输设备、有色金属、轻工纺织、原材料输出等为主的工业体系。本部分将以历史发展为脉络来分析中部地区工业经济发展阶段。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部地区工业经济（1949年10月-1952年）
此时期，我国百废待兴，国家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恢复国民经济。1949年9月通过了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指导了此阶段的中国工业经济发展，规定了新民主义社会的经济任务。主要任务归为两个方面，一是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工业经济，主要包括没收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工业、保护并有限地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保护和发展个体手工业等；二是要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在全国大力发展工业政策背景下，此时期中部地区工业发展也随之取得了较大成就。
1949年，河南省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是8.4%，集体企业占21.8%，到1952年河南省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全省总产值上升到24%，集体企业占全省比下降到12.5%。1949年湖北省国有工业企业数占全省总工业企业数的2.8%，到1952年上升到19.4%。1949年湖南省国有企业总产值占全省总产值的3.5%，到1952年这一比重上升到43.7%。1949年安徽省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省总产值的8.5%，到1952年上升到33.5%。1949年江西省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省总产值的16.3%，到1952年上升到39.5%。1949年山西省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省总产值的63.3%，到1952年上升到77.7%。中部六省份无论是国有企业总产值所占全省比重还是国有企业数量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这是这一阶段贯彻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纲领的重要表现，也是经济得到迅速恢复的根本原因。
1949年至1952年，中部地区各省份的工业总产值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加，由于湖北省1949年工业总产值数据缺失，我们仅考虑其他五省份的工业总产值。1949年河南、湖南、安徽、江西、山西的工业总产值分别为2.98亿元、3.18亿元、3.63亿元、2.64亿元、2.07亿元，到1952年分别增加到9.98亿元、8.19亿元、6.5亿元、6.97亿元、5.47亿元，增幅分别为234.9%、157.5%、79.1%、164.0%、164.3%。从主要工业品产量来看，1952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大超越1949年，例如山西省原煤产量从1949年的267万吨上升到1952年的994万吨，钢产量从1949年的1.22万吨上升到1952年的9.22万吨；江西省原煤产量从1949年的32万吨上升到1952年的104.77万吨；河南原煤产量从1949年的90万吨上升到1952年的330万吨；湖北省钢产量从1949年的0.03万吨上升到1952年的4.44万吨，水泥产量从1949年2.29万吨上升到1952年的25万吨。工业产品的品种也有了很大的增长，以钢为例，新中国成立以前能生产的钢不到100种，到1952年增加到400种。并且到1952年还增加了很多以往不能生产的新的工业品，如冶金设备、大型机床等。这些都表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部地区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都是比较迅速的。
受数据的限制，本部分只考虑个别省份个别年份的劳动生产率。以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为例，1949年江西省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为311元，到1952年上升至669元，提高了一倍还要多，到1952年山西省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也达到644元，河南省为1112元，湖南省为435元。
以河南省国有企业为例，1952年，包括工业工人在内的国有企业职工平均货币工资达到347元，而这一数字在1949年仅为242元，上升了43%。湖南省1952年包括工业工人在内的所有企业的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在1950年为288元，到1952年上升到313元。职工工资的提高可以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这对于恢复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以第二产业为例，山西省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从1949年的28.4万人上升到1952年的42.7万人，增长50%。湖南省第二产业从业人数从1950年的54.86万人上升到1952年的76.72万人，增长40%。江西省从1950年的27.3万人上升到1952年的36.9万人，增长35%。河南省从1949年的30万人上升到1952年的74万人，增长147%。从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来看，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失业人数逐渐减小。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部地区在恢复与发展生产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无论是从工业所有制结构、工业发展速度、工业经济效率，还是从职工生活条件与就业人数方面都反应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部地区工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二）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初步建设时期的中部地区工业经济（1952-1957年）
1953-1957年，我国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加强以重工业为主的建设，对全国经济布局进行大力调整，“一五”期间开展了以156项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为我国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在生产力布局方面，重点加强内陆建设的同时，注意利用和发展沿海地区的工业，156项中“一五”时期实际施工建设的是150项，其中民用企业有106个，中部地区29个，仅次于东北地区。150个项目实际完成投资额196.1亿元，中部地区占32.9%。在此阶段新建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钢铁工业基地，重点对山西大同、安徽淮南这些原料产地进行了扩建和改建，在山西太原进行了以基本化工为主的建设。通过“一五”计划的实施为中部地区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由于新建企业的投产和原有企业生产的增长，工业总产值和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52年中部地区工业总产值为43.6亿元，到1957年上升至106.8亿元（按照1952年可比价计算），增长了145%，上升幅度较大。1952年中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为12.7%，到1957年上升至13.6%。同时，工业产品产量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52年山西原煤产量为994万吨，到1957年上升至2368万吨，增加了138.2%；湖北省的钢产量从1952年的4.44万吨，上升到1957年的14.75万吨，增加了231.1%。
1958-1977年我国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此阶段中部地区工业经济又可分三个阶段：一是“”和三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中部地区工业经济（1958-1965年）；二是“三线建设”阶段的中部地区工业经济（1966-1972年）；三是战略调整阶段的中部地区工业经济（1973-1978年）。
1.“”和三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中部地区工业经济（1958-1965年）
随着“一五”计划的完成，1958年我国开始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虽然“二五”计划提出了在综合平稳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但是由于“”运动的影响，经济发展片面追求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演化为“以钢为纲”，全国上下进入了大炼钢的浪潮中，挤占了轻工业的发展。此时在中部地区也布局了一些重工业项目，比如太原钢铁厂的扩建，新建太原、洛阳、蚌埠大中型玻璃厂，合肥、郑州形成的机械工业集中地，还有在洛阳重点建设的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等。虽然“”对中部地区工业生产建设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是经过1962年的大幅度调整和随后三年调整时期，到1965年中部工业生产建设取得了显着成绩。
图1描述的是中部地区各省区工业总产值的变动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1958-1960年，各省份工业总产值呈现上升趋势。但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降低，产品质量下降，引发工业与其他部门的比列关系严重失调，轻重工业的比例也出现严重失调，由此导致从1960年开始出现工业总产值的下降。经过1962年的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逐渐摆脱困境，出现回升趋势，中央决定利用三年时间（1963-1965）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以此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过渡时期。
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三五”计划提出了加快“三线”建设，逐渐改变工业布局，40%左右的投资都集中于“三线”地区。国家累计对“三线座，其中大部分投资和项目都集中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也有一些投资和项目分部，比如湖北十堰汽车厂，并且也形成了豫西机械工业中心，以机床、轴承制造为特色的汉中工业区。通过“三线”建设，中部地区建立起了相当规模的工业基地。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中部地区工业在全国呈现下降趋势，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由1965年的29.72%下降到1978年的25.91%，而西部地区的工业地位有所提升，从1965年的11.59%上升到1978年的13.22%。“三线”建设的划分具有区域性，“一线”“二线”的地域范围和政策差异并有没被强调，中部地区在全国的地位并没有被强调。国家的建设重点从“东中西”到“西中东”，中部地区地位比较尴尬，中部地区的投资份额并没有被强调。
从1971年开始，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尼克松总统访华等，中国的对外关系进一步改善，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布局过分强调国防安全已不合时宜。基于此背景，1973年国家展开了以引进项目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引进的47个重要成套项目中，东部沿海地区占24个，中部地区12个，西部地区11个。在改革开放前30年的经济建设中，西进战略的实施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缩小了中部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从这一阶段开始强调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中部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1978年为268元）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12元）和东部地区（422元），但是仍然高于西部地区（217元）。
（四）改革开放以来至党的十八大以前的中部地区工业经济（1979-2011年）
改革开放以来至十八大以前，中部地区工业经济发展根据王海波（2017）的划分方式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市场取向改革起步阶段的中部地区工业经济（1979-1984年），二是市场取向改革全面展开阶段的中部地区工业经济（1985-1992年），三是市场取向改革继续推进阶段的中部地区工业经济（1993-2011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贯彻执行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1979-1984年中部地区工业经济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1978年山西省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产值占比为82%，到1984年下降为80%，集体企业由1978年的18%上升到1984年的20%。湖南省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占比由1978年的75%下降到1984年的72%，集体企业由1978年的25%上升到1984年的26%，并且1978年国有和集体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100%，到1984年下降为98%。湖北省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占比由1978年的77%下降到1984年的71%，集体企业由1978年的23%上升到1984年的29%。河南省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占比由1978年的74%下降到1984年的71%，集体企业由1978年的26%上升到1984年的29%。江西省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占比由1978年的78%下降到1984年的74%，集体企业由1978年的21%上升到1984年的23%，并且1978年国有和集体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99%，到1984年下降为97%。江西省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占比由1978年的80%下降到1984年的69%，集体企业由1978年的17%上升到1984年的31%。在此阶段集体工业特别是乡镇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这说明中部地区的企业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开始迈出了重要步伐，市场取向改革已经开始起步。
产业结构趋于优化，主要体现在重工业和轻工业趋于协调发展。1978年河南省轻工业比重占工业总产值的46%，到1984年上升到50%，重工业所占比重从1978年54%下降到1984年的50%。湖南省轻工业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38%上升到1982年的46%，重工业比重从1978年的62%下降到1982年的54%。湖北省轻工业比重从1978年的46%上升到1984年的48%，重工业比重从1978年的54%下降到1984年的52%。这说明这一时期在实现轻工业与重工业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轻工业落后于重工业的局面开始被改变。
图2描述的是1978-1984年中部地区工业总产值，从图上可以看出，中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760亿元上升到1984年的1454亿元，上升了近2倍。并且中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1984年的19.1%。工业品中除极少数产品产量下降以外，大多数工业产品产量都出现了很大的增长，以家电产品最为突出（如电冰箱、洗衣机、录像机、电视机和照相机等）。
1984年10月召开的第十二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全面阐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原则和步骤，为全面改革绘制了蓝图。《决定》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展开阶段。
湖南省1980年国有工业总产值占总产值的76%，到1992年下降到59%，集体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总产值由1980年的24%上升到1992年的30%，城乡个体企业工业总产值在1980年为0，到1992年上升到9%，其他经济类型从1980年的0.07%上升到1992年的1.36%。河南省国有工业总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由1985年的66%下降到1992年的49%，集体企业由1985年的31%上升到1992年的36%，城乡个体企业由1985年的3.5%上升到1992年的13.9%，其他经济类型从1985年的0.07%上升到1992年的1.1%。安徽省全面所有制工业总产值占比由1985年的65%下降到1992年的51%，集体所有制企业由1985年的21%上升到1992年的26%，个体企业由1985年的13%上升到1992年的22%。从中部地区的工业总产值的构成来看，国有企业占比呈下降趋势，个体企业开始异军突起，这表明市场取向改革已进入全面开展阶段，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进一步形成。
湖南省1985年国有企业的工业资产投资为23.85亿元，到1992年上升至79.3亿元，增加了2倍多。河南省1985年国有企业的工业资产投资为20.72亿元，到1992年升至59.29亿元，增加了差不多2倍。江西省1985年国有企业的工业资产投资为19.2亿元，到1992年上升至50.4亿元。湖北省1985年国有企业的工业资产投资为45.57亿元，到1992年上升至119.03亿元。江西省1988年国有企业的工业资产投资为22.3亿元，到1992年上升至38.4亿元。山西省1985年国有企业的工业资产投资为32.2亿元，到1992年上升至63.3亿元。虽然中部地区各省区都增加了投资额，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影响，从1986年到1989年，几乎所有沿海省份的投资份额都有所增加，“七五”时期东部地区的基建投资占51.7%，中部地区为24.4%，西部地区为16.3%。
图3描述了该阶段中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和占全国的比重，从图中可以看出，中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却出现了下降趋势，这说明从全国范围来看，中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处于劣势地位，这很可能与此时沿海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有关，国家很多改革方案或者措施大部分都在东部地区试行和实施。
继南方谈线月召开了十四大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并且中央开始重视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部地区保持了稳定的增长，但是由于沿海地区发展较快，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发展成绩显着，中部地区仍然处于“塌陷”状态，2000年中部地区人口占全国的28%，但是地区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的22%，地方财政收入只占全国的16%，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4%。从人均指标来看也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此阶段中部地区工业经济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逐步形成，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出现下降趋势，私营企业占比逐年上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逐年上升。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为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指明了方向，不断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党的十八以后先后提出，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
江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国有企业占比从2012年的24%下降到2017年的19%，私营企业占比从2012年的37%上升到2017年的38%。河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公有制企业营业收入占比从2012年的27%下降到2017年的16%，非公有制企业占比从2012年的73%上升到2017年的84%。湖北省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国有控股企业占比从2012年的33%下降到2017年的27.3%，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占比从2012年的15.9%上升到2017年的16.6%，私营企业从2012年的26.9%上升到2017年的33%。安徽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国有控股企业占比从2012年的32.2%下降到2017年的25.3%，私营企业从2012年的34.7%上升到2017年的42.6%。湖南省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国有控股企业占比从2012年的24.4%下降到2017年的19.5%，私营企业占比从2012年的46.4%上升到2017年的55.6%，外商投资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占比从2012年的7.1%上升到2017年的8.9%。山西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国有企业（不包括国有控股）占比从2012年的13.2%下降到2017年6.1%，私营企业占比从2012年的24.3%上升到2017年28%，港澳台投资占比从2012年的3.2%上升到2012年的5.5%.
中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12年R&D经费占全国经费占比为16%，到2017年上升为18%，R&D项目数也从2012年的330105项上升到2017年的770320件，专利申请数占全国的比重从2012年的15%上升到2017年的17%，有效发明专利数占全国的比重从2012年的12%上升到2017年的15%。
当前中部地区三次产业增加值与其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偏差过大，二元结构矛盾表现的较为突出。如表1所示，2017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为15803.34亿元、79937.91亿元、80745.36亿元，三次产业比为0.09：0.45：0.46，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比为0.34：0.28：0.38。中部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部增加值的9%，而从业人员数占比为34%，中部地区大量劳动力滞留于第一产业，导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与经济效益低下。进一步分析表明，中部地区的县域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较为缓慢，不能够有效地吸收和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导致中部地区产业集聚程度不高，中部地区产业竞争力不足。
近年来，中部地区呈现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持续上升，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从2013年的52.1%下降至2017年的45%，工业占GDP的比重从2012年的21.2%下降至2017年的12.9%，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从2012年的36%上升至2017年的46%。从三次产业结构看，似乎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已经较高。但是，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看，虽然在工业化后期，这些国家的工业比重呈现下降而服务业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但工业的生产效率却并没有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说，只有高效率制造业支撑的服务业比重上升才是“真实”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然而，从统计数据看，第二产业的生产效率低下问题较为突出。2017年中部地区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仅为12.6万元/人。也就是说，中部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存在“产业结构虚高”和“过早去工业化”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各类产业都取了较大发展，但是整体来看，主导行业及具有比价优势的行业主要集中于原料工业、燃料动力工业和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并且中部个别城市产业单一结构明显，这些结构单一地区，或严重依赖于当地的自然资源，或仅靠某一项、几项支柱产业支撑。一旦这个行业出现危机，就会造成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失速，甚至让一座城市的经济崩溃。以山西省为例，山西省以煤炭为基础展开的，形成了高度依赖煤炭资源、原材料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中部地区无论是产业的发展速度还是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都不如东部地区甚至不如其他地区。表3描述了反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的两个指标，从成本费用利润率指标来看，2014年中部地区的成本费用利润率为5.6%，远低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并且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从侧面说明了中部地区工业企业的效率较低。从人均业务收入指标来看，2014年中部地区业务收入为104.41万元/人，远低于东部地区的128.07万元/人和全国平均水平，并且也低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部地区基础产业后期投入严重不足。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政策和投资重点都向东部地区倾斜，对中部地区的支持和投资都相对较小。由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较大，经济效益普遍较低，更新改造缺乏动力，一些老工业基地设备陈旧、技术老化和资金缺乏，这些都造成了中部地区基础产业投资不足，基础产业的发展基础薄弱，后劲不足。
中部地区的产业和外向度水平远远低于东部地区的水平，差距较大，并且也低于西部地区，这说明中部地区的产业和经济外向度水平明显偏低，外贸的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有限，这很可能会进一步制约中部地区产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表4描述的是2016年中部地区各省区间工业分工指数，从工业分工指数来看，山西与其他省区的工业分工指数较大，这说明山西和中部其他省区存在产业同构问题，由于山西围绕煤炭开采而展开的一些列工业以原材料为主，特色不明显，单一结构明显，而中部其他省区也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因此山西与其他省区可能会存在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争夺，导致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生产率水平较低。而从其他省份来看，工业分工指数较小，产业互补性较强，产业同构水平较低。
经过70年的发展，中部地区工业已取得了显着的成就，但是还面临着诸如产业结构单一、产业外向度偏低、基础产业薄弱、产业结构虚高、工业结构同构等问题。根据中部地区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以期能够促进中部地区工业持续健康发展。
（一）大力发展科技要素密集的现代制造业。中部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存在“产业结构虚高”和“过早去工业化”的问题。解决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偏差的思路，当然不是盲目扩大工业的规模和比重，在人均GDP超过8 000-10 000美元阶段以后，中部地区的服务业比重必然呈现长期上涨的趋势；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工业对发展的根本性作用，即集聚高端生产要素、创造高质量就业和带动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引擎作用。制造业是创新的土壤，中部地区解决“过早去工业化”的基本思路就是要大力发展科技要素密集的现代制造业。
（二）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1）中部地区作为东部沿海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中部地区要立足自身的比较优势，找准与东部地区的产业对接点，明确承接产业的重点，对中部地区的产业布局进行引导，要根据各自的区位、优势资源和产业基础，结合自身发展的需要，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形成各具特色、各有优势的产业布局。充分挖掘自身的优势资源，对优势资源精心包装，引进更多的外商投资来开发优势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2）切实解决承接产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努力破除土地、资金、人才、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约束，帮助外来投资者度过难关，让企业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加强承接产业转移的软环境建设，加快大物流、大通道建设，建立各部分的协调联动机制，减低企业的综合营运成本。规范行政审批制度，提高服务意识。（3）完善中部地区承接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在鼓励类产业转移项目名单中的，降低转移成本，在土地、厂房和税收方面给予更大的优惠。（4）加大对产业转移项目的支持，建立协调机制，搭建投融资平台，为产业转移项目开辟“绿色通道”，贷款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三）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及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1）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导传统产业向中高端发展，着力解决钢铁、建材、家电等传统产业的过剩问题，对一些传统产业关闭，一些效益差的产业合并重组，从供给端着力解决传统产业的过剩问题。实施“智能制造提升工程”，把智能制造作为提升传统产业的主攻方向，通过“智能+制造业”改变传统产业的生产、销售和管理模式，促进传统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和绿色化方向发展。（2）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部地区建设成为我国先进制造业中心，要把战略性新兴产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开展关键共性技术和现代工程技术等技术创新活动，逐渐布局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产业专项，形成一批具有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大力实施成果转化行动，加强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交流，引导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大力实施招商引智，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四）优化制造业空间布局与区域分工。（1）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原材料供应地和装备制造业中心，应该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建立原材料供应基地和装制造业基地，并且在其他一些细分领域打造一批工业示范基地。（2）依托各省区的比较优势，打造一批先进制造业基地，依托产业园区的优势，吸引企业、人才与资金等要素集聚，打造完整的产业链条。各省区打破区域壁垒，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作用，引导优势产业发展，使优势产业优势更加明显。比如安徽可以打造成为先进汽车制造业基地、武汉可以打造成先进制造业基地等。（3）依托目前中部地区的中原经济区、长株潭、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区域发展政策，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打造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五）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1）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战略，积极引导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合作，把区域内产能积极推向国际市场，不仅可以实现产能优势互补，还可以为区域内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条件。（2）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策略，大力促进招商引资引智，提高区域内企业利用外资效率。促进区域内企业走出去，提高区域内企业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提高区域内企业的外向度。（3）加强区域内各省区的产业合作，实现产业优势互补和产业链条的延伸与升级。
2011年一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7.8万亿元，同比增长29.8%
2011年一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7.8万亿元，同比增长29.8%_黑布林北海居_百...2011年一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7.8万亿元，同比增长29.8%2011-05-03 13:50.一季度，全国高技术产业规模以上工...半岛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