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平台2018年1月6日深夜，新中国最后一位开国部长徐运北在北京医院走完了他104岁的人生征程。心电图型走成了直线，他的面容十分安详，也许是感知到了家人都环绕在身旁，对这个世界不抱有任何遗憾。
自2010年4月入院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尚能交谈时，每逢医生来病房看他，这位谦和的老人总要真诚地说一句“谢谢，我很好”。八个年头里，儿子徐念沙下班后不管多晚，天天去看他。他慢慢地衰竭，常年佩戴鼻饲管、拍背吸痰，哪一样对这个百岁老人来说都是一种折磨，但即使临终前一度呼吸急促，女儿徐喃喃发觉他的表情依然镇定。
“他一生都是一位谦谦君子，你看他所有的照片，没有一张不是衣冠整齐的。他也从来不吼人，无论是他的部下还是我们家人。”同时，在家人的眼中，他又是一个一生都执着于自己信仰的纯粹的人。儿子徐念沙说，父亲算不上一辈子都很辉煌，他是无数老一代干部的一个缩影，尽管他也曾彷徨、疑惑，却从不改变初心，不忘却理想，仍像当年那个骑一辆自行车——一路从济南骑到北平——四处寻找党组织的热血青年。
去世前的这几年，徐运北已经丧失了认知，无法表达。临近百岁生日时，国务院国资委的领导联系家人，提出希望去医院为老人祝寿，已担任中国保利集团董事长的徐念沙闻讯立即提笔写了一封谢拒的信。
“当时父亲不能说话，但作为子女我愿替他表达。他一生简朴，从不愿意给组织添麻烦，我相信他如果能表达也不愿意过这个生日。说实话我们家里人以前对他确切的生日也不掌握，还是组织上告诉我们从档案里查的。他对这些看得很淡，如果他能做主，也会婉拒给他过生日。”
徐念沙讲了父亲晚年时期的两件事：有一次他从外地刚出差回京，晚上10点多了，父亲的司机给他打电话，说老人家现在走路走不了直线，但就不肯去医院做检查。
“当时他已经90多岁了，自己走不直，还怪其他人站在他前面把他引导偏了。我就给他打电话说我陪他去医院，他这才同意了。”
医生安排老人照核磁。已经 5月份了，徐运北还穿着一件棕色老式的中式旧棉袄，开始检查之前，他脱掉棉袄并从内侧兜里拿出一个信封让徐念沙收好。徐念沙一看是钱，私下就问司机怎么回事。
原来春节的时候，上海一家企业登门看望这位原二轻部的老部长，来者在桌子上留下一个慰问金红包。老人与对方相谈甚欢毫不知情，等人走了才发现。让司机退，可司机也没地方退，于是他就总揣在身上寻思什么时候再碰面时好立即退还，这一揣就揣了好几个月。
父亲的这种严格律己近乎刻板，但对徐念沙来说也是见怪不怪，“所以组织要是送蛋糕、慰问金来给他过生日，他怎么可能会接受呢？”
另一件事是换房。1965年，徐运北从卫生部调至轻工业部，国管局在西城给他分了一个独立的四合院。徐念沙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少年和中年，“文革”中他的母亲沙晓鲁也是在这里受迫害自杀的，这个院子见证了这个家庭近30年间的诸多变故。离休后，徐运北回归农民本色，喜欢在院子里种菜种花，活动身体，陶养情操。
上世纪90年代，华远集团拆迁，拆到了徐运北的住所，组织上征求他关于搬家的意见。子女们看得出来父亲特别舍不得这个院子，就告诉他：您要是不想走，就说您不愿意搬，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结果徐运北说，这关系北京市的建设啊，我不搬人家盖不起房子，多少人没房子住。子女们劝说，开发商盖的是商品房，不是宿舍，这里盖不了别的地方也能盖。他立刻批评：你们这个想法不对！
后来子女们又给父亲出主意，既然组织征求意见，就提点条件，搬可以，能不能搬到一个面积差不多的院子。这是其一，其二是不是再要一些别处的房子，大儿子的房子小，能不能借机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搬迁不都是这么办嘛，也符合政策规定……徐运北当即就发火了，对他们说这是组织上的事，子女别掺和，他自己决定。
徐运北给轻工部党组写了一封信，表明房子是国家的，自己是党员，虽然年纪大了，搬家诸多不便，但服从安排。
最终徐运北搬进了东官房的一处小院，面积不足原来住的三分之一大，但他知足了。子女们也都没有参与换房这件事，徐念沙说：“说实话我们也不需要，都有自立能力，何必去沾他的光，况且这也是他最反感的。”
徐念沙敬佩父亲总是从正面的角度去看待事物，用现在的话说，充满正能量。自己如今也到了耳顺的年纪，这方面还要向老人家学习。
“父亲这一代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自律精神也都不是装出来的。当年他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立志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这个目标实现了，他也看到国家的发展进步，但伴随发展总会出现各种问题，他接受不了，就跟我们讨论。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不管外界怎么样，我们必须要坚守住自己，必须跟党走。”
徐运北曾作为冀鲁豫地区代表赴延安参加“七大”，开国后受命担任卫生部党组书记、第二轻工业部部长，主持过一些载入历史的大事，但离开工作岗位后，他就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离休老人，普通的老百姓。
老人坚持简朴的生活作息，甚至简朴到按现在的标准卫生条件都降低的地步，作为子女有时看了心里不好受，可根本管不了，只好把老两口请出来吃一顿。
请吃饭可以，但徐运北有规矩。饭馆必须由他指定，基本都是离家很近的街头小馆。一个红烧肉，一个炖豆腐是主菜，从不点多，吃完了结账还得问服务员多少钱，不许超过200块，更不许开发票。
“四五个人不超200那怎么吃啊，只能跟服务员串通，保证永远都是200块。”
徐念沙劝父亲别老是吃小馆子，不卫生。他说那么多人吃，怎么到你这里就不卫生？不久小饭馆果然关张了，他也没办法了，就同意去稍微远一点的饭店，条件也好了一些。
当初徐念沙结婚时，在哪里办酒席，请什么人，他都有要求。大酒店依然是不允许去的，因为他曾在解放初担任过贵州省委副书记，就定在贵州办事处宴请了三家人——男女双方家人外加介绍人一家，总共花了不到2000块钱。
“唯一来的外人是我当时单位的总经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他还写过一篇文章叫《一次特殊的婚礼》。当时我父亲和介绍人的夫人都离休了，但我岳父还工作。”
离休后的徐运北，什么都很淡然处之，唯独对《资本论》的研读和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关注，兴趣一点不减。三卷《资本论》总共200余万字，他翻来覆去地读，竟把老版本的装订线都弄断了，而且还坚持写阅读笔记，也和他后来的老伴原北大哲学系主任、全国妇联书记王庆淑交流研讨。
女儿徐喃喃带美国朋友去看他，他会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问题上跟对方讨论不休，像极了一名充满理想的热血青年。也因此他对女儿当年执意出国一直保留意见，90多岁时对回来看望他的女儿还一再叮嘱，要她去伦敦海德公园瞻仰马克思墓。
他自费出版了一本《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考》，那是他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
在徐念沙看来，父亲晚年研究经济问题的社会意义并不大，“但作为子女我敬重他的信仰，我会看他写的文章，有些观点比较独特的，我会告诉他我的感想。”
父子交谈中，徐念沙能感受到父亲发现自己的一些认识与现实社会存在差距的时候，希望通过他了解当下的信息。
“我曾经跟父亲讨论过晚年他对社会可以做出的贡献在哪里，我觉得就是写下他亲身经历的史实，帮助现在的年轻人了解历史。可他不这么做，他不写回忆录。”
现在回想起来，徐念沙觉得父亲有他自己的道理。父亲也看过很多人退下来后写的传记，私下里告诉他很多不真实，有的在自我吹嘘。写回忆录，势必要涉及他人，又不肯说假话，那就宁可委屈自己，也绝不委屈事实吧。这恐怕就是一个“倔老头”防守自己“最后的底线”的方式。
出生于1957年的徐念沙其实也渴望了解父亲的过去，但父亲唯一一本《徐运北文集》收录的全部是他担任省委副书记、两任部长时的工作报告及他向毛主席汇报情况的工作信函，涉及个人的只字未提。很多细节徐念沙都是后来通过与父亲的交谈得知的，还有的内容则仰仗早年的一些新闻采访，在记者的要求下，父亲还原了一些往昔。
很多老一代革命者并非出身于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徐运北也是如此。他生在山东堂邑县（现聊城），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外祖父是当地的士绅，一直资助他读书。
14岁的徐运北在济南正谊中学求学时，接触到大量进步书籍，又受身边一位进步同学的影响，开始向党组织靠拢，并作为山东省学生代表之一，参与了“一二九”运动在南京的请愿活动，
1933年，徐运北结识了革命生涯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时任济南市委书记的赵建民。在他的影响、介绍下，18岁的徐运北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党员，在堂邑柳林武训小学教员的身份掩护下，作为鲁西特委的第一特委书记，负责党在当地的活动和工作。
1939年冬天，徐运北被选为鲁西北地区七大代表，前往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临行前，区党委领导商量带点山东的特产送给毛主席，思来想去，决定带阿胶。
没想到“七大”推迟召开，他们这一走就走了一年，第二年冬天一行人才风尘仆仆地抵达延安，徐运北将身上那份用布包起来的阿胶亲手交给了毛主席。
七大结束后，返回鲁西北的徐运北先后出任冀鲁豫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区党委副书记、冀鲁豫军区副政委等职务。1949年初，第二野战军南下，组织命徐运北率领3000多名冀鲁豫边区干部随军解放大西南，准备接管南方政权，到达江西后成立了赣东北的区党委。
北方人第一次到江南，很多人不愿意继续走了，但指示徐运北：要严肃批评这种思想，谁不南下就开除谁党籍。徐运北又带领这支队伍进入贵州。
10月下旬，贵州省委员会成立，任书记，徐运北任副书记，组成了贵州省委第一届领导班子。而由他带领的南下冀鲁豫子弟也随即遍布贵州全省，从此扎下了根。
1952年，徐运北接到中央调令前往北京，他后来曾告诉家人，起初中央安排他到邮电部工作，所以当周总理告诉他要任命他为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时，他非常诧异。周总理告诉徐运北，急需一位党性很强、有工作经验的干部，组织上选定了他。
1955年6月，毛主席到浙江视察时，得知杭州余杭地区血吸虫病肆虐，没有治疗的好办法。此后经过全国的初步调查，中央了解到血吸虫病在我国十分流行，遍及南方12个省、市、自治区，患病人数达到1000多万，受感染威胁的超过一亿人以上。
血吸虫病的危害极其严重，人染上这种病，轻则丧失劳动力，重则死亡，中央下决心根除血吸虫病。
1955年11月中旬，毛主席在杭州召集9个省市委的书记开会，会议期间通知徐运北立即到杭州汇报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第二天一早，徐运北就搭乘中央办公厅送文件的飞机赶到杭州。
上午的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将徐运北叫到身边，和各省委书记们一起边吃午饭边谈工作。听徐运北汇报“还没有理想的药物”，毛主席当即决定成立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指定华东局柯庆施为组长，徐运北为副组长，负责具体工作，指示徐运北“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还要“发动群众”。
很多年后，徐运北接受采访时还清晰地回忆起毛主席殷切地喊着他的名字说：“徐运北，你明天就离开这里，去上海准备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在路上，先看看浙江重点疫区的情况，一定要调查研究，深入基层，亲自掌握情况……”
也是在这个饭桌上，毛主席问起徐运北过去的经历、到卫生部之前在哪里工作。听说他从冀鲁豫出来，又到的贵州，当时在座的一位保健医生接了一句话：哦，徐部长原来不是学医的。徐运北点头说是。
这段往事徐运北曾经讲给徐念沙听，“我父亲说，毛主席当时听完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解放后我们的干部有三种，第一种是懂业务政治上又强的，但这种干部很少，第二种是不懂业务但政治上很强，第三种是懂业务政治上不强，那我们宁肯用第二种。由于条件所致，当时很多干部都和父亲一样属于第二种情况，而毛主席对他们是肯定的。”
第二天上午，徐运北就动身前往浙江嘉兴县，了解重点乡的病人和分布情况，几日后再转赴上海。此后几年，他一直在血吸虫病盛行的地区蹲点调查，与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挽起裤腿下田插秧，推行、监督防治措施。
血吸虫病的防治取得了很大的效果。1958年，得知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以后，毛主席激动地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父亲投身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时，徐念沙出生不久，姐姐徐喃喃也只有五六岁，自然不会留下任何记忆痕迹，但到了轰动一时的“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事件，徐喃喃已经对那个灯火通明的夜晚难以忘怀，并于50年后记录在自传里。
“8岁那年的春节刚过，一天夜里我被家里来来往往的人说话声惊醒。我睁眼一看，家里的灯都亮着，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我悄悄走到走廊里，看到父亲办公室亮着灯，秘书叔叔还有其他一些人跑进跑出……”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徐喃喃听大人们议论才知道，山西偏远地区的61名修公路的民工发生了食物中毒，作为负责人，父亲在家里彻夜组织医药品和医疗队进行抢救。
徐喃喃到美国多年后，一位在央视工作的朋友送她一盘录影带，录影带里当时已经80多岁的父亲接受采访，回忆了抢救“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情景。
1960年2月2日中毒事件发生后，民工们生命垂危，当地医院纷纷找不到解救药品二巯基丙醇，紧急之下，平陆县委越级给卫生部挂紧急电话求助。接到电话后，卫生部迅速反应，因火车太慢，中央当即又下令动用军用飞机，徐运北与空军副司令合作指挥了空投药品抢救， 61位民工最终全部获救。
通讯报道《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后，引起极大反响，此后入选了中学课本，由谢添导演的同名电影也于当年上映，给新中国的几代人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外行领导内行”，父亲在内心深处会不会不自信，徐念沙不得而知，但他知道的是父亲好学、且善于学习，也非常重视教育。他至今记得从小家里有一个传统，就是全家围在一起聊各自看的书，谈对历史、艺术的看法。父母在学习上的高要求甚至形成一种压力。
很多年后，当徐念沙取得了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的学位，徐运北似乎不敢相信地问他：“你还能考上博士？真的假的，是考上的吗？有证书吗拿来给我看看。”
像极了大多数传统的中国父母，徐运北起初的确不相信这个小儿子的成长，后来则是用警示、批评和提醒的独特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与认可。
要求子女用功读书，徐运北自己何尝不是积极学习、转变角色。自从走马上任卫生部后，办公室和家里多出了大量的医学书，他还想尽办法和医护人员打成一片，到协和医院、北京医院蹲点，一住住半年，甚至离任多年后依然能叫出老护士们的名字。
徐运北深知专家的重要性，尊重专家、尊重科学，交了很多医学界的朋友，常常邀请他们来家里做客。除了与他们探讨医学问题，还喜欢和他们一起研习书法，家里的孩子们也因此对吴蔚然、施今墨、孔伯华、关月波等名医从小就如数家珍。
卫生部十二年，徐运北牢牢把握住“中西医结合”的理念，在消灭传染病、建立医学院等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
1965年2月，为了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国家决定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组建第二轻工业部，徐运北再次出任部长和党组书记，再次迎接新一轮的角色转变。
与当年消灭血吸虫病一样，他又开始全国各地跑调研，向懂业务的人积极请教学习，推动、繁荣全国乡镇企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虽然因“文革”爆发一度被迫中断工作，还痛失从革命时期一路相伴的妻子，待国家历尽浩劫百废待兴时，徐运北又重返轻工业部，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轻工业的发展中，直至1996年正式离休。
有一个场景在徐念沙的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那是“文革”中受到冲击的父亲被下放到江西分宜县“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13岁的他放假时，也会去乡下陪父亲一起放牛。
“那个画面到现在还很清晰，蓝天白云，老牛吃草，他读《资本论》，思考着中国革命的道路，我看《水浒》，琢磨着怎么能行侠仗义。”
徐运北是干校里最大的官，当地人得知有个跟省长一样级别的部长在劳动，常常会好奇地来看他拉车、放牛，但徐念沙丝毫感觉不出父亲有什么不自在，“他本来就是农民出身，对农民和农村有感情，而且他们这一代人也经得住现实的考验，虽然有不理解，但不会自怨自艾或者牢骚满腹。”
当年干校里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也清楚地记得这位老人，多年以后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如此回忆：“对北方人来说，分宜夏天稻田里那种‘头上如火烤，脚下似锅蒸’的滋味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我跟着徐部长拉车运秧苗，徐部长驾辕，我拉套。老人极谦和，总是提醒我注意田埂滑窄，当心摔跤。而且他身体真是好，有时我这样的年轻人已经浑身大汗气喘吁吁了，他老人家仍是浑若无事步履轻松……”
时间的洪流无可抗拒地奔腾向前，无论国家还是个体，风起云涌跌宕起伏之后，总有归于平静的一刻。徐运北的一生虽然平淡，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
在2018年1月13日徐运北的追悼会上，前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的儿子带来一张题有“霖之同志，再见在江南”的照片，这张照片是1949年渡江战役打响之前，35岁的徐运北送给自己战友的留念。那时的他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守在江边焦急地等候中央的指示，热烈憧憬着一个全新国家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