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春节期间，在、周恩来的鼓励和部署下，钱学森起草了我国航天事业的第一份详细的书面规划——（为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一词代替“火箭、导弹”），并于2月17日正式向中央递交《意见书》成稿。
▲ 1956年2月1日，在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委员，将原本坐在第37桌的钱学森请到身边，交谈中，说了那句影响航天事业的话：“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斗争中生长起来的。”
《意见书》共3000多字，在分析了我国当时的工业基础、人才状况的基础上，从组织机构设置和人才配置与培养两个方面提出了建立火箭、导弹工业的各种措施，其中包括建立设计研究院及其附属的各类研究所、集中国内相关领域拔尖人才、培养火箭专业人才、适当争取外援等等。
中央高度重视钱学森的《意见书》，迅速部署筹建航天工业。当年10月8日，我国首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前身）正式成立，这一天后来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创建的纪念日。
在中国航天事业创建65周年纪念日，让我们重温这份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规划的“奠基之作”。
健全的航空工业，除了制造工厂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强大的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及试验单位，应该有一个作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自然，这几个部门应该有一个统一领导的机构，作全面规划及安排的工作。
为什么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和长远及基本研究有分别呢？这个分别在于研究的性质有所不同：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有很大的计划性，必要在某一时期内完成某一工作，因此往往重点放在解决一定的问题而不放在完全了解这问题的机理。相反地，长远及基本研究的重点放在完全了解一个问题的机理，因而我们不能把时间限制过于严格；也必须要把工作定得灵活些，可以随机应变，探索新方向。
这两种研究工作，在所用的工具方面也有所不同：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需要大型及重型设备。例如：大型风洞，大型结构实验台，大动力的推进机试验设备，高速推进机实验风洞等。长远及基本研究不要大型设备，但要比较突出的而精细的实验及计算工具，例如：高温及高超音速风洞，二元低骚扰风洞，高温金属融变机等。
这两种研究中的工作人员，也有些不同：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需要对生产过程有彻底了解，对研究能大力推进，按时完成，不怕时间上的压力的工作者。长远及基本研究，需要对基本科学如数学、物理、力学等能完全掌握，能对一个问题深入探讨的工作者。自然，有的科学家，两方面的能力都有，两方面的要求都能适合，这些人就是重要的，关键人物，我们要依靠他们来迅速建立起国防航空工业。
1. 领导机构这是一个全面规划及安排的机构，应该包括科学、工程、军事、政治方面人员。这个领导机构设在国防部内。
2. 科学研究这是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在组织上可以在中国科学院系统之内，但同时也归上述领导机构领导。现在在科学院内，力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或多或少都与航空工业有关，其他研究所中的高温材料研究，电子学研究，计算机研究也都与航空工业有密切关系。半岛平台在将来很可能再设新研究所来推进某一方面的研究，如气动力学研究所，自动控制研究所等。估计在这方面工作的研究人员，在整个系统完成时有600人，其中有副博士水平以上的研究人员有120人至150人。
3. 设计研究这个单位是设计研究及设计新型飞机等的机构。它的任务是：生产新型成品，包括试制及试飞阶段在内。因此，这是一个很大的机构，是一个复杂的机构。在整个系统完成时应有技术人员6000人，其中有副博士水平以上的人员500人至600人。这个单位可以名为航空设计院，直接在上述领导机构之下，其组成部分为：
空气动力学研究所，材料研究所，燃料研究所，结构研究所，火箭推进机研究所，冲压推进机研究所，透平式推进机研究所，控制系统研究所，运用研究所，设计局，试制工厂，试飞站。
估计这个研究中心需要电动力15万千瓦，初期也要8万千瓦。需地约200平方公里。
4. 生产工厂这是航空生产的一系列工厂，它们把航空设计院的新型设计，大量生产。它们中包括金属及非金属原料工厂，各种零件制造厂，电器制造厂，最后才是飞机及飞弹制造厂。自然，燃料工厂也在这一系统内。这些工厂主要地是由第二机械工业部来领导，但有些也属于重工业部及石油工业部等。所以它们仍然要有一个统一规划的机构，这就是1. 所述的领导机构。
我国现在航空工业是十分薄弱的，我们在最近才从飞机修理阶段转入飞机生产阶段，有了飞机工厂和喷射式推进机厂。但是这两个工厂现在完全依靠苏联供给的图纸，自己还不能够设计新型飞机，更不能作出为设计用的工程及科学资料。至于飞弹火箭，我们是完全没有。
说到航空用的材料，我们的情况也是一样薄弱。现在只有一个年产20000吨的铝厂。我们所必需的航空特殊金属还是要由国外进口。电子器材厂也是正在开始，还不能完全生产各种类型的零件。
至于航空研究，我们只有些主要地为教学用的风洞及其他实验设备。我们还没有专为研究用的设备，更没有大型为设计研究用的设备。所以可以说，我们完全没有航空研究可言。
人力呢？我们也是很薄弱。以整个力学来说，估计全国有180人从事力学教学；力学研究的高级干部，中间最有能力的，能做领导工作的只30人左右。航空人才只是力学人才中的一部分，人是更少了。我们可以开出下列的一张名单，（很不完全的名单）：
航空结构方面：王俊奎，钱伟长，王仁，杜清华，胡海昌，钱令希，郑哲敏，李敏华，范绪箕。
问题是如何从约15个高级干部和50个青年干部的人力中，以最迅速的方法，建立起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三部分：研究、设计和生产。显然地，我们看出，如果只能靠自己，这非二三十年办不到。要在短时间做到，非争取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大力帮助不可。我们以为在原则上是：研究、设计和生产三面并进，而在开始时，重点放在生产，然后兼及设计，然后兼及研究。
2. 选择我国航空最高技术人员10人左右，每一专业有1或2人，配合相应军事及政治人员，组织一航空参观团，在二三月内到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参观及商议合作大体方案。
3. 在今年暑期高等学校毕业后，选派两种人到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一种是到合作国家学习飞弹火箭制造工业，同时请合作国家的专家为我国设计飞弹火箭制造的一系列工厂，预备到1958年生产我国自制的飞弹及火箭。第二种人，约300人，到合作国家学习设计及设计研究；这是建立航空设计院的基础力量。他们每人学一个专门方向，以2年或3年为期。同时请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代我们设计大型风洞及推进机试验设备（也要利用我们在国外的上述留学生），争取在1957年开始航空设计院的基本建设，1959年300名留学生回国再请兄弟国家专家200人来我国，配合青年干部600人，开始航空设计院的工作。以后每年加入青年干部600人，到1967年达到6000人足数。
本文转载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原标题《65年后，重温中国航天规划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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