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关东大侠》在全国公映。影片讲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猎户关云天为报家仇国恨，在白山松水之间，组织“带子军”与日伪反动势力殊死战斗的故事。影片以“侠”为名，可无论关云天本人，还是“带子军”，行事所为中不乏“砸响窑”（抢富户）、“抓秧子”（绑票）等胡子（土匪）做派，在抗击日伪时也表现得自由散漫——处处洋溢着传统绿林的光彩。然而这群人的所作所为却能得到当时多数底层民众的拥戴，认为他们就是在行侠作义。究其原委，不难发现，一切都与清代中后期兴起与东北的移民文化，特别是后来的闯关东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清军入关后，东北地区人口极为稀少。为恢复被战乱破坏掉的东北农业经济，清政府曾于顺治十年（1653年）颁布《辽东招垦条例》，吸引关内无地农民到东北屯垦。可到了康熙帝执政时期，这个条例即被废止——名义上保护“龙兴之地”，实质上皇室为了独占东北人参、毛皮等自然资源。随后，为执行禁止内地流民迁入的政策，东北地区还修建了柳条边墙。一系列封禁政策的实施，导致东北地区人口增长极为缓慢。在清代中前期，地广人稀的东北大地上，社会矛盾并不突出，统治结构相对简单：占居民主体的旗人，大多为八旗职业军人，由军政合一的盛京、吉林、黑龙江三个驻防将军为首的各级军官统辖（也有打牲旗人归总管管辖）。先后到达东北地区生活的汉人，要么是因罪发配而来，在驿路台站服役或在官庄农耕；要么是商贾匠人，在八旗兵丁环视下谨慎谋生。此外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始终施行哈喇达、穆昆达等血亲家族管理。负责管理民政的府、州、县机构不仅设置的时间十分滞后，而且权属极小——简单、封闭的生活体系里，经济相对落后，社会矛盾基本上大多内部化解，因而处置社会矛盾的侠义文化还只是停留在文艺作品中，在民间尚缺乏盛行的土壤。
在当时的东北也有铤而走险，私自越过柳条边，进入东北深山之中取兽皮、挖人参、采东珠的流民。由于东北的自然资源均属皇家，在为清廷“看家”的东北人眼中，私自谋取上述资源的行为，以及私开皇室荒地，非匪即盗。在全社会敌视及官方压倒性优势下，流民甚至缺少暴力反抗官府，解决各类生活矛盾的底气。
在吉林将军辖区，嘉庆十六年吉林将军赛冲阿派人到宁古塔、三姓、乌苏里江地区搜捕驱赶流民，有千余人被赶至距宁古塔2585里的苏城一带，尽管人数占优，流民们竟无集体反抗，只任严寒风雪冻毙（《吉林市发展史略》）。直至道光六年，吉林将军富俊上疏“恳免驱逐”、“依例升科”的奏折被道光帝驳回，依旨派协领吉凌阿带兵，“烧庄”驱赶流民时，才仅仅有杨国仁、祖亮冒死赴省城拦路请愿这种简单的反抗事件出现。
然而晚清时，一切发生了改变。随着东北封禁政策的逐步瓦解，为了应对沙俄鲸吞东北领土引发的边疆危机，清政府重拾招垦制度，以山东、河北、山西三省流民为核心的闯关东运动如海浪一般，一波一波席卷东北大地。初到东北的关内移民，特别是人数居多的山东移民，多以务农和做工为业，为了抵御恶劣的生存环境，许多移民亦农亦猎，一些人成为“枪有准头”的炮头，进而与旗人一样，养成了朴实且骁劲的民风。更有一些移民从事采金矿、挖人参等特殊暴利行业，并形成具有一定武装力量的行帮，控制了大片山林土地，开始默默与清廷地方政府角力，一如在吉林桦甸地区的“金匪”韩边外势力。
咸丰同治年间，国内外矛盾激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内地清军疲于应对，常抽调东北各地驻防旗兵入关协同作战，这使得本就捉襟见肘的东北治安力量更趋薄弱，一如吉林将军阜保的奏折所言：“（省城）十旗虽有千余名（士兵），除去一切差事外，亦止三、四百名，老者不堪差遣，幼者尚未由此长成，所存本已不多，可用更属无几”（《吉林市沿革与大事》）。此外，晚清时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使得移民与官府之间，新移民与老移民及占山户（旗人）之间矛盾重重。政府垂直管理程度不深，以利为核心的矛盾激增，这一切终于使一些流民纠结在一起，形成为害至解放时期，前后近百年的胡匪马贼之乱——乱，为民间的侠义行为提供了勃勃生发的土壤。
胡匪马贼的核心是当时乘闯关东浪潮抵达东北的破产、无产农民。初到东北，人单力孤，常常需要集群谋生，如经营林木的木棒，从事运输业的马帮，从事人力搬运的脚行等等，加之同乡、同族、同教派（如白莲教等民间教派）等因素，一时间东北地区出现了多如牛毛的各式小团体。由于一些特殊原因，这些本身就有互助组织意味的小团体常常在发展过程中，成为土匪团伙的雏形。好在当时，朴素的道德意识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其制定和沿袭的绿林规矩或多或少参照并体现了传统的侠义精神。
在东北“开宗”的胡匪马贼常以《水浒》英雄为标杆，对外宣称替天行道、扶危济困。为谋求长远发展，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和损失，东北各地的土匪约定俗成了一些共同遵守的法则——江湖规矩，如五清六律、七不抢、八不夺等，对红白喜事、邮差货郎、走村行医、算命摇挂，鳏寡孤独等特殊人群要给予照顾。若有横推立压（不守信、不忠诚、违反约定）之行，则要受到“全行业”谴责并施以严酷的惩罚。
一些土匪虽然身在江湖，为人处世却始终秉承忠义，为后世留下不少令人叹为观止的传奇。《关东胡匪纪实》中记录，伪满初期农安县著名的胡匪“东恩厚”，发现王家沟附近农户家的小孩重伤骨折，因贫付不起药费，被接骨大夫刘二先生拒绝医治。于是就将刘二先生的孙子绑票，以治愈贫家小孩骨伤和今后不许趁人之危“勒患者大脖子”索取钱财为条件，逼迫黑心村医刘二先生重树医德。这种几近以暴制暴的做事方式简单粗暴，却实现了快速解决问题，因此在获得了民间的认可和赞许——谓之为侠义之事。
在《吉林市政协文史资料第一辑》中记录了一段与吉林巨商牛子厚有关的趣闻。牛子厚虽为吉林城首屈一指的大富翁，生活中却交友广泛，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和尚老道，无不交结。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冬，活动于吉林、黑龙江一带的“小傻子仁义军”的大当家只身潜入吉林城，投名片，见“老爷子”（牛子厚当时已入青帮，伪满前是东北最大辈分），说自己的队伍有1、2千人，缺乏过冬服装，恳请援助。牛子厚马上安排手下，赠予四爬犁黑、白布和棉花。到了年关时，小傻子则安排送来四爬犁野猪、狍子等山货，算是回礼答谢。伪满初期小傻子义军攻打吉林城，特意嘱咐部下“打入吉林，绝不许动牛家一针一线”，以报答过去救助之恩（小傻子与战斗中阵亡于吉林西郊），也被民间封为有情有义的侠客之举。
尽管不乏任侠之人，但大多数闯关东而来的人最初目的毕竟是谋生求活、发家致富，因而在随后的发展中，越来越多的胡匪马贼选择用杀富济贫掩饰满足个人欲望的本质。即便存在个别行侠仗义的举动，也难免沽名钓誉之嫌，最终无非是亦正亦邪的民间武装力量罢了。
在《韩非子-五蠹》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由此可知，旧时所谓“侠”应是武艺高强，敢于以见义勇为，舍己助人挑战所谓规矩的人。在东北地区，标榜行侠仗义的土匪素来看重武艺。只不过关内民间称道的枪棒拳脚功夫，在白山黑水之间却被替换成了马术和射击。
东北是满族人的故乡，这里无论男女老幼，自古就有养马、骑马的习俗。到达东北的关内移民也因之喜欢和使用良马在村屯山野间驰骋，为匪为盗者亦谙习骑术，因此有了马贼的别号。在胡匪黑话里，骑马叫叉连子，叉是骑，连子是马，马上翻身、镫里藏身、纵马左右开“弓”射击都是让人另眼相看的高超技艺——电影《关东大侠》中的关云天，就曾因马术精湛而赢得众人钦佩。
火枪也很早就成为胡匪们的标配。一个喷子（黑话“枪”）管儿亮（黑话“枪法准”）的人极容易在群体里拥有不二威信。比如大名鼎鼎的忠义军首领刘永和，就因枪法出众，弹无虚发，一枪一个“眼儿”，被人尊称为“刘单子”；《林海雪原》里杨子荣也是“打虎上山”，以惊人的枪技，先声夺人着让座山雕及匪众情不自禁地竖起了大拇哥。
总之，在东北大地的乱世江湖，不消说见义勇为、舍己助人，没有过硬的本领支撑，面对官府围剿、同道竞争，即便有舍生忘死的底气，甚至做出摧锋正锐的举动，在东北人眼中，充其量也就是个“纯爷们儿”——万万算不得侠士。
被公认为侠，常常需要具备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反抗精神。绝大多数移民闯关东时，愿意互相帮助，潜意识里即抱定寻找、建设理想新世界的梦想（据说至今东北地区哄抢事故车辆物资的行为在全国都是比例最低）。本着扶弱济困的原则，无论是对市井强梁，还是官家衙门，只要存在不公，心怀侠义梦想之人自然勇于迎难而上，且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惯于采用酣畅淋漓的暴力方式惩恶扬善。自同治初年开始，吉林附近就开始“匪患日频”。其中包括屡败清军的王五（绰号滚地雷）、齐梅、齐秀、白凌河、生铁蛋等小股武装势力，也包括同治五年（1866年）会攻吉林城的的李维藩（绰号乌痣李，所部已达到千余人）与马振隆（绰号马傻子）大队伍，甚至所谓“纪律严明”的刘永和（绰号刘单子）部，最喜好的“劫富济贫”，无不以财富多少为行动指南，而非甄别对方积累是否通过合情、合理、合法的途径。也正是缘于“侠客”们的“简单粗暴”，容易对社会安定造成一定破坏，因而“侠”素来难于获得官方认可，一直视之为破坏秩序的异端行径。
进入民国后，由于闯关东者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在仇富心态支配下，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甘心犯险，做出违法勾当。更有甚者，一些农民趁农闲时期“打野食儿”，成为“单搓”（独脚盗）或棒子手（没有枪马，只拿棒子拦路抢劫）。另外，张作霖等人的发迹，也让一些别有用心之人趁乱世，拉起队伍，先抢个腰缠万贯，再弯道超车，寻求官府招安漂白身份。总之，自民国以后，东北地区许多以行侠仗义自榜的胡匪，亡命犯禁只为变成名利的奴仆。怀揣“侠义”梦想——“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江湖人士越来越少。
然而十九世纪末开始，面对民族危亡，还是有一些血性仍存的人敢于挺身而出。在大是大非前，他们无视色厉内荏的腐败政府，以大无畏的精神，与外国侵略者勇敢抗争，拼死践行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义理，延续着闯关东人最初的“侠义”梦想。
在东北民间传统认识中，但凡真侠士，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三侠五义》）。而侠又有大小之分，梁启超曾说过：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想来，那些为朋友两肋插刀，逞一时之勇的冲动之举难免流于狭隘，与那些直对外辱、振臂一呼，进而标榜青史的人无法同日而语。
虽然东北的胡匪马贼，素来被官府所恶，其打家劫舍的行为也因不辨黑白而饱受诟病，但国难到来时刻，这些人中一些真正拥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人还是能够识大体，担大责的。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已经由“金匪”演变为富甲一方的“地方豪强”——桦甸韩家，就在家族继承人韩登举的带领下，募集南山猎户一千五百人，编入“敌忾新军”，与吉林防练军一起赴辽宁同日寇作战。战斗中，这支由猎人、农民组成的杂牌军作战勇敢顽强，“为敌所畏”，给予嚣张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庚子国难之时，沙俄乘乱入侵中国东北，吉林将军长顺举白旗献城投降。原为“吉林马贼巨魁”的刘永和（刘单子），在珲春协同官军抗俄失败后，收拢溃散清军和地方武装，与王和达（海龙贫农，曾参与义和团）、杨玉麟（原为吉林马贼）等人在海龙县朝阳镇成立抗俄忠义军。他们拒绝官府迫其缴械投降的命令，“不受官饷，亦不归节制”，独立与侵华沙俄侵略军浴血奋战，为东北人民反抗侵略书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血性尚存的东北军士兵、民众拒绝执行不抵抗政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在吉林东部，著名的“胡子”双胜就是这其中的一员。双胜年纪较大，为捍卫“江湖义理”，曾处决了违反山规，侵扰百姓的养子“保胜”，在当时东北“绿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国难当头，双胜率部（周保中将军在《战斗在白山黑水》中说双胜率众千余）加入了东北抗日联军，在山高林茂的吉林东部山区，与日伪周旋，殊死战斗。1940年1月24日在与日寇的战斗中，年老体衰的双胜牺牲于蛟河县漂河镇附近。解放后，双胜牺牲处附近的百姓为纪念他的抗日壮举，把他居住的密营叫“双胜屋”，把密营的井叫做“双胜井”……
值得一提的是，九一八事变是东北许多绿林侠士的人生分水岭。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大批胡匪马贼加入了由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从为友为邻的狭隘侠士转变为抗击日寇、为国为民的民族英雄——为闯关东到达东北寻求的侠义梦，画上了圆满的一笔。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在现代人看来，许多东北土匪的正义之举与郭靖黄蓉的经历相比，根本算不得侠义之事。其实，自闯关东发生开始，一代又一代的“新东北人”就曾一边谋生存，一边追寻着体现公平、正义的“侠义梦想”。直至新中国成立，旧时的侠义精神被新社会新风尚彻底取代的如今，又有谁能断言“侠义梦”彻底退出东北人的生活了呢？半岛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