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几十年后曾有争议，这样做是否符合经济学规律？是否满足人民生活需要？
经过几十年历史风雨的检验，现在我们可以说：在当时的环境下，新中国选择这种重工业优先的不均衡增长战略，答案是肯定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基于我国经济基础薄弱，国家曾想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提高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并为工业的发展扩大了市场和积累了资金之后，再去逐步发展建设重工业。
从经济规律角度看，这种策略不无不可。发展重工业不仅需要不断投入巨额资本，建设周期也很长，对于财政税收不足的新中国而言，这是十分昂贵的。而中国的劳动力极为丰富、廉价，从理论上讲，以轻工业为主导带动工业化的方式比较有利。如果按照市场机制，最实惠的方式是从国外购买重工业产品。
但如何发展新中国的经济，显然不是个单纯的经济决策问题，而建国后不久就爆发的朝鲜战争，让新中国不得不陷入险恶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格局，短期内很难通过贸易的方式弥补工业产品的需求。非常时期的进口替代政策，根本行不通。
朝鲜战争的进程，凸显了工业对国防的重要性，更关系着我国的前途和命运。要使国家真正实现独立、富强，必须迅速地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自成体系的工业结构，必须把重工业摆在突出的位置上。
毛主席曾经提出过一个“大仁政”的说法：发展轻工业只是一种“小仁政”，而建设重工业是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是重点。
毛主席还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其实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一辆”、“一架”还是可以造出来的，但是要批量生产的话，则缺乏这种能力。
于是，我国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是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和694个大中型项目为重点，采取了重化工业起步的超常规道路，优先半岛平台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重工业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中国又长期处于的状态。重工业生产出来的绝大部分产品又都不是生活消费品，在这种打基础的过程中，必然造成轻工业和农业生产相对滞后，百姓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一定影响，但这是我们不得不承受的代价。
毛主席认为提高积累率、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是一种长远的、根本的利益。毕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如果没有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能源、交通等重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要想大力发展轻工业、给农业以更大支持，是办不到的。
不得不赞叹毛主席等老一辈领导人的战略眼光具有超前的预判性。否则，中国如果按照均衡的方式发展三大产业，不但重工业发展不起来，而且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导致缺乏必要的国际市场，也不可能正常发挥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战略选择几乎是没有“备选项”的。我们不能因为今天的商品种类极大丰富就来苛求指责70年前的人们。
何况我们今日享受的和平，正是那时为今天结下的硕果，它象征着前人的艰苦创业精神和作出的巨大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