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现代化历程，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现代化通常指一个国家如何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其主体内容包括工业化和民主化，即用工业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取代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农村社会；以民主政治取代封建专制。但是，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而言，国家的现代化则必须以实现民族独立为前提。马克思在总结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的作用时指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年，在《论联合政府》中也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选集》第
1840年，在西方侵略者坚船利炮的打击下，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在此后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封建王朝的腐败与中国殖民化同步进行，落后和挨打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题，并形成了落后—挨打—更加落后—再次挨打的恶性循环。为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苦苦求索。于是，“救亡图存”、“求强御侮”，不仅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旋律，而且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动力。正如学者孙立平在研究“后发外生型”国家现代化模式时所指出的那样：“在外部条件的刺激和威胁下，即使是本社会内部还缺少现代性因素的积累，也必须将现代化强行启动，以摆脱自己的落后状态，消除外部威胁。这就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第214页。。
与这一特征具有逻辑关联的是，由于受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希望摆脱落后挨打的现实需要，中国的现代化也烙下了“被动性”和“防御性”的印迹。对此，无论是魏源、林则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还是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洋务派先驱训练现代水师的尝试；无论是众多志士仁人矢志追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艰苦探索，还是孙中山《建国方略》的宏伟蓝图，都从不同角度揭示出中国现代化的被动性和防御性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开始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既定目标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现代化从此由原来的“‘外力转换’向‘内力生成’的生长期”周明长：《近十余年来关于“1949～1957年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中国工业城市发展”研究综述》，《国史研究参阅资料》2005年第12期，第59页。转变，“主动性”开始取代“被动性”，使现代化建设不再受到外国势力的直接干预。但是，纵观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在异常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如果说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历史性变革，使中国人第一次能够扬眉吐气地自主抉择、并热情高涨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话，那么，对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动力。近代以来，在追求现代化发展上贯穿始终的“被动性”和“防御性”特征，也合乎逻辑地表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主要特征之一。受这一特征的影响，“优先发展重工业”就必然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方针。
新中国诞生前，中国经济属于传统的农业经济，近代工业虽已产生，但发展十分缓慢。据统计，1949年，中国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0%，其中重工业只占79%《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而且产业部门残缺不全，设备十分落后。现代交通事业令人忧虑，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铁路通车里程仅为025公里虞和平等：《中国现代化历程》第3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97页。。在制造业内部，以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居主导地位，其产值占全部制造业产值的681%；重工业的比重较小，占全部制造业比重的319%，而且其中50%属于原料工业王茂林：《新中国城市经济50年》，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在百业待兴的情况下，中国工业化从何处起步？
事实上，当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时（1944年7月），就已经开始思考中国工业化战略问题。他在与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约翰·谢伟思谈话时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国应首先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认为，在中国现实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立即搞大规模的重工业建设，人民将负担过重，不堪忍受参见刘益涛：《八载干戈仗延安——抗战时期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86页。。这种观点得到等人的认同。1950年，也曾表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将首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提高人民生活，积累资金，然后再发展重工业，以先进工具装备农业和轻工业《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然而，当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已经进入中后期阶段，世界市场早已形成。中国如果按照工业化常规，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并迅速提高二者的机械化水平，则必须以较好的国际市场环境和较高的生产资料生产水平为前提。这两个条件中国均不具备。前者在西方国家全面经济封锁政策下，中国不可能获得广泛的国际市场；后者虽经“三年恢复期”，中国的重工业有所发展，但离大规模经济建设对生产资料的要求相差甚远工农业总产值中，农、轻、重的比重从1949年的70∶221∶79转变为1952年的569∶278∶153。见《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代表当时先进技术的汽车制造业、飞机制造业、石油化学工业、精密机床工业等产业，均处于十分薄弱状态。半岛平台对于中国工业化的现实基础，曾忧心忡忡而形象地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在这样的条件下，为尽快建立中国独立的工业体系，真正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以为代表的中国最高决策层权衡再三，放弃了最初曾考虑首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想法，不得不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方针。1953年6月，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听取编制五年计划情况汇报时指出：“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我们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以增强国防力量，向社会主义前进。”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页。由此可见，这一方针的确立，仍然受制于“求强御侮”的指导思想。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更多地是从军事、政治战略上，而不是主要从经济发展的需要上来考虑和谋划。这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特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