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平台2020年，中国的制造业占全球实体经济的比重已经上升至69%，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业产值=美欧+日韩之和，当然，考虑到我国庞大的人口优势，还有美国和欧盟等国家虚拟经济占本国GDP的比重过高，其实做到这一点原本无可厚非。
但是为什么只有中国做到了这一点，在冷战的背景下，一步一个脚印，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脱离了苏联的援助，受到西方国家严厉封锁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得完成属于我们自己的工业化奇迹，同时做到了唯一的一个十亿量级的工业化国家。
这个系列皮总将会带领大家探索我国工业化的漫长脚步，回顾一下现在便捷的工业化社会里城市生活到底来自于何方。
二战期间或者战后，全球范围内都发过激烈的殖民地解放运动，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参照自己的“宗主国”也就是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在他们有意得帮助下开始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
但是冷战背景下，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主导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所以当时的一众新兴小国都是沿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自己的工业化。这就不可避免得随着美国或者苏联的或明或暗，或优或劣得跌入了“发展中国家陷阱”，代表的例子就是阿根廷，巴西，朝鲜等国家，当然，非洲一众小国在英法等国家的经济控制下彻底沦为失败国家，这也是更加极端的工业化失败的结果。
如果美国和欧洲的学者愿意对1945年后到现在76年的时间里，兴起的发展主模式，用一种“去掉意识形态”的解构，而只看发展结果和客观过程的话，那么，在原住民人口超过一亿以上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之中，只有中国完成了工业化发展初期的工业资本积累，并在封锁和禁运中磕磕绊绊进入了工业化中期的“产业实业扩张”和“产业结构调整”阶段。
从2010年之后的实际数据来看，当年我国的工业产值成功超越了德国和日本，一般可以认为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从这个阶段开始，我们正处于一种，在国内产业资本过剩的客观推动下，向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竞争的新阶段过渡的一个过程中。
美国2020年的GDP中，及银行业等第三产业得利，即虚拟经济的GDP比重就已经高达73%了，也就是说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已经到了一种触目惊心的地步，特朗普其实从重振美国工业这一出发点上来说，是一个有远见的总统，奈何国内的保守派和议员们都被大银行家的资本给收买了，产业回流也停止了。
而中国现在的经济也在脱实向虚，因为产业资本获利远远比不上资本获利的速度。
不过这不是本节讨论的重点，作为序章，我们当然要从头说起，从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说起。
其实在发达国家或者说那些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眼中，是很反感后来者的，因为工业品的附加值比农业产品高很多，越复杂，技术要求越高的工业品，例如汽车，手机，电脑等就更是如此，他们本质上是不希望看到后发国家工业化的，这样有利于他们的经济再殖民。
所以在这些国家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及世界贸易体系中，新中国的工业化初期，其原始积累开始于朝鲜战争后的苏联大规模援助，但旋即停止，中途挫辍，继而不得不在外部资本为零的条件下维持独立自主的工业化，这个过程可谓举步维艰，困难重重。
换句话说，中国几乎是在不具备任何工业化内部及外部条件下，强行进入了工业化的初期。
从内部来看，当时中国刚刚完成土地革命和土改，党和政府通过三次土地革命奠定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基础，但同时也造成了农民高度分散，1950年在5亿总人口中占比高达88%的农民，回到了，几乎是对立于工业化逻辑的传统农业文明中去，而且拥有了自有土地，成为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小资产阶级或者说小产阶级，而城市工人无法通过大量的无地农民涌入城市来进行补充。
从外部来看，中国的资本处于绝对稀缺的境地，我们无法再通过二战前的殖民扩张或者贸易掠夺的来获取工业积累，同时苏联和美国的冷战也使得我们无法利用有效的外资，同时加上苏联撤走了一切援助，中国在相当被动，资本绝对贫瘠的情况下，只能从本国寻找一切可能的工业生产资料，并且走一条激进的道路，国家工业集中制度，也就是五年计划和计划经济，来尽可能得搜集全中国的剩余工业积累。
其实处于那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当时的中国没有退路可以选，即使前方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也要强行试一试，因为只有完成了工业化，才能不受其他势力的欺负，中国近代两百年的欺辱无不是来源于落后的生产力，所以即使内外交困，那一代人也要咬紧牙关走上属于中国自己的工业化之路。
中国人历经百年的内乱外侮，几乎全国上下都深知必须沿着西方列强的工业化之路才能发展起来，只有建设强大的工业体系，才能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但是同时党和政府也认识到我们自身的条件很差，只能坚定不移得走“国家工业集中制”和“本国民族资本主义”这两条路来完成工业化。
第一条路无外乎就是沿着列宁的计划经济体系来进行工业化，尤其是国家控制的重工业的发展，而中国工业化的伟大尝试则是保留民族资本主义，允许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团结那些有助于工业化及社会生产的爱国资本家，鼓励他们在城市内继续进行私人工商业的发展。
同时，在农村工作中，及时纠正了错误，保护和大力发展中农经济，保留进步的富农经济，并以他们为基础，国家出面构建一个城乡轻工业品及农业品的生产交换体系。
换句话说，国有国营和私人交换是并存的，而且是不对立的，只要个体及个人不作出扰乱市场稳定的行为，货物自由交易和交换是被国家允许的。
这逐步为我们构建国家级大工业形成了资本积累，也奠定了一个初级的生产销售市场，当年的党中央不仅明确和刻意反对“农民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完全国有的计划经济，而且特别指出了必须要先完成工业化，形成稳定的社会化大生产之前，要保证私人领域的工商业的发展不受制约。
这些政策在当时极大得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也完全符合一般意义上的后发国家，发展工业化经济规律的思想，同时明确了中国要保留社会主义国家下的私有化，发展市场化的民族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即使放大道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这个政策仍然不过时，只不过需要更为大胆的政策激励罢了。
这样原本被土地改革一下子推回到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亿万农民们，突然发现了一条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劳节俭来发家致富的道路，极大地解放了当时中国农业社会的生产力。
其实中国发展工业化的初期，要说谁出了最大的力，做出了最大的贡献，那只能是我们广大的农民兄弟，他们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才使得中国在既不依靠外国资本，也不对外扩张掠夺的情况下完成了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积累。
从1953-1976年，中国的8成农业人口，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支撑了我国的初期工业化。
一是工业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也就是我们到现在也在执行的粮食统销统购政策，只不过当时限于国家实际情况，我们的一般工业品也是国家提供和销售的，例如肥皂，蜡烛，布料，化肥等，由于要从农业抽取发展工业的基本资金，所以当时的政策是工业品的定价高于工业品的实际价值，而农业产品的价格低于农业产品的实际价值，这样国家发展工业就能获取更高额度的利润，从而有能力扩大生产，之后由于生产力上升，工业品价格再降低，这就是工农业剪刀差。当然，这一阶段农业是补贴工业的。
二是为工业化建设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这一方面主要体现在工业化开始起步之后，国家鼓励农民进城务工，而由于当时的工业建设仍处于落后的初级阶段，并且国民经济还未及时恢复，所以实际上归于进城务工的农民们的这一部分利益是被削减过的，我们的工人生产出的工业产品虽然以高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出售了，但是工人领到的工资水平是较低的，也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工业规模，发展产业经济。
三是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大量土地及资金，新中国在发展工业的起步阶段，很多大型的基础设施，例如水利工程，交通道路，城市工厂等，都是牺牲了很多农村的原本土地的，例如修建水库迁走了很多库区移民，建立工厂就必须将原有的耕地变为工业用地等等，同时对内我们发行了很多的国债债券，来进行基建项目的投资，这里面很大程度上都没有很好的照顾到当地农业人口的实际需求。
截止到1978年底，农民们仅仅通过以上三种方式就为国家贡献了超过17.3万亿元的工业建设资金，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就没有中国工业的基础。
中国在工业化的初期，既无法像日韩那样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大举借债来进行工业资本积累，也无法像欧洲列强那样通过武力的方式掠夺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及高价倾销工业品完成工业资本积累，但是我们通过自己摸索出来的道路，成功地将原本分散的农业人口通过政策引导和抽取农业隐形暗税的方式（工农业剪刀差），在不破坏本国的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完成了初步的工业资本积累。
可以说，这个阶段我们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走上了人类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条新路，一条从未有过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