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国民经济，搞经济建设，搞工业化，成为中心任务。我们从战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重新学习做建设工作，以战斗的姿态实现这种转变。当时，搞经济建设，就要全力发展自己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只有优先搞重工业建设，才能以重工业带动其他工业的发展。发展重工业困难很大。我们接收了旧中国的一个烂摊子，当时整个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得很。
搞了一些兵工厂，发展了一些轻工业，还都是依靠帝国主义，没有独立的作战能力，钢铁工业更没有基础。石景山钢铁厂是北洋军阀段棋瑞他们搞的，年产仅五万吨钢铁。阎锡山搞的钢铁工业也只有年产五万吨的规模，可怜得很。困难虽大，但难不倒我们。我们经过千辛万苦，流血牺牲砸烂了一个旧世界，我们也将战胜任何困难，建设一个新世界。那么，谁是搞重工业的合适人选呢?
我当了重工业部副部长后才知道，当时毛主席、周总理为此曾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确定由我来担任副部长。他们说我有那么一股子干劲，在东北军工部干得不错，有贡献，让我任重工业部副部长。我原没打算搞重工业，因为能力有限，知识也有限，恐怕很难负重任。后来周总理、李富春同志多次找我谈话，毛主席又拍了板，我不好推辞，答应了。陈云同志兼部长、党组书记。他是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全面抓经济建设，忙得很。不久，嘱我以代部长名义进行工作。这样，在重工业部我的担子就更重了。
当时重工业部的副部长还有刘鼎和钟林同志，办公厅主任为赖际发同志。刘鼎同志早年曾在德国学技术，会开飞机、汽车、火车，是我党二十年代的老同志。他在促成我党与张学良将军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中，是立了功的。他主要分工管兵工总局及机器、汽车、船舶等工业局(筹备组)的工作。钟林同志是留美学化工的，解放前是四川成都兵工厂厂长，地下秘密党员，与在童庆的周总理联系。他主要分工管钢铁、化学、有色金属等工业部门的工作。我还兼任航空工业局局长的工作。我们这几个人，在一起工作了近三年的光景，彼此合作得比较好，为新中国重工业的建设作了一些初期的开创筹建和准备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方面的工作。
重工业部，是以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的架子为基础，并从东北等大区陆续调入一些干部组建起来的。华北企业部原有的谋、电方面的企业，则划归中央燃料工业部领导。
华北企业部直属的其他重工业企业，由重工业部直辖领导。重工业部对各大区工业部，主要是规划、计划方面的领导或指导，如大区间主要技术骨干及熟练工人的相互调配，重要物资原料供应的保证等方面的工作，不直接管理大区的工业企业。但应指出:各大区的军事工业，重工业部成立后不久，即成立兵工总局，统一划归重工业部领导。原属军委通信部的各大区电讯通信器材方面的企业，也是全国统一的。重工业部成立电信工业局后的初期，仍以军委通信部的领导为主。
重工业部是一个综合工业部。除煤、电力、石油等重工业外，当时它所管理的工业范围已相当广。重工业部从成立到一九五二年八九月份分成三个部(重工业部和第一、二机械工业部)改组之前，先后已成立有钢铁工业局（刘彬、陆达）、机器工业局(韩振纪、郭栋材)、化学工业局(张珍、李苏)、有色金属工业局《王逸群)、兵工总局(刘鼎兼、郑汉涛)、航空工业局(何长工兼、段升俊)以及汽车工业筹备组(郭力、孟少农)、船舶工业筹备组(程望)、建材工业筹备组(杨思九)等管理及筹备机构。加上电信工业局(王士光)，一共涉及了十个方面的工业。
成立重工业部，是为建立起领导全国重工业的系统，在政务院领导下拟订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政策，起草规划，审定全国年度生产计划等等、并逐步实现统一领导全国各大区的重工业。我到职后不久，曾邀清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以及华东、西南、中南、西北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工业部的负责同志共同讨论了如何恢复和发展重工业等方面的问题。接着，重工业部还先后召开了全国钢铁、化工、有色金属工业会议等，进行了商定年度生产计划明确管理体制(当时管理体制为重工业部------局(或大区工业部)-----企业三级)、调查和登记技术人才，以便做好好大区间相互调配的工作。为提高技术，刺激生产，在当时实行低薪制的情况下，对生产管理已上了轨道的企业，也曾提出了试行超额奖金制的办法。
重工业部成立后，曾聘请了苏联专家帮助和指导我们编制计划、制定企业管理的条例、规程以及指导钢铁、机械、汽车等工业的生产技术工作。重工业部在编制第一个五年重工业计划之前，还派了徐驰率一个小组，到苏联计划委员会实地考察，学习了苏联编制计划的经验。当时国家财经还很困难.不可能一下拿出很多钱来投入重工业，但我们注意到了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必需兴建的新工业的筹建。
如鞍钢的三大改造工程一(大容量高炉、轧钢及无缝钢管厂)、沈阳重型机器厂的改造、汽车和坦克制造厂的筹建上海几个造船厂的改建和扩建等等，都是当时重工业布置着重抓的工作。这些工作开展得都相当顺利。
那时，我们的指导思想上，一方面要尽可能地把国内的专家集中起来，以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精神来建设自己的工业;另一方面也注意吸收国外的经验，当时在美国封锁、敌视我国的条件下，主要是苏联的经验。我国新兴的航空制造工业、汽车和坦克制造工业，都是在这种精神下从无到有地建设起来的。在此期间，还应该提到的是:
山西太原重型机器厂的建设，主要是由李秉渊为首的设计组自行设计，同时在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支持下，以日本的赔偿物资，政府扔在上海张华滨仓库的一些机器为基浏建设起来的。山东张店的铝厂，也主要是由陈岱为首的设计组自行设计建设起来的。成渝铁路的建设，需要重型钢轨，这些钢轨也是我国的技术人员，利用抗战时期由汉阳搬迁到重庆的清朝末年的轧钢机及一些其他机电设备，通过他们克服困难加以修复后，才轧出了一米三十八公斤重的钢轨。后来又轧出了一米四十三公斤重的钢轨，保证了修建成渝铁路的需要。
记得一九五0年，我们为了要自力修筑成渝铁路，我和吕正操同志一起出差来到四川，他是去解决修铁路及桥梁，我是去解决轧钢轨。我们之间的这次合作，配合得很好，成渝铁路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就全线通车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都为铁路的建成题了词。
为发展我国的钢铁企业，我提议建立武汉钢铁厂，得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周总理说，这是有眼光的。随后开始建武汉钢铁厂，即现在的武钢。
在重工业部期间，我和刘鼎积极支持并建立的北京工业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高等国防工业大学。这是一所富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它的前身是经由延安自然科学院、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华北联合大学工学院等多个阶段发展而成的。新中国成立后，华北联合大学工学院自石家庄迁来北京时，开始设于东皇城根原中法大学的地方。后来，重工业部以此为基础，一九五一年在北京择址新建，成立北京公司业学院。目前该校已是我国国内有名的科技大学之一。
总起来说，重工业部成立后的头三年里，主要抓了一些下几件事:对留下来的乱摊子，首先要抓恢复生产恢复性的建设(主要是对华北直属企业)。通过企业民主改革户把这些官僚资本的旧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的企业。
同时，也为某些必需新建的重工业进行了筹建工作。当时管理和技术人员都很缺乏，前者，成立干部学校，招青年学生物通过短期培养，解决了急需;后者，从长远割民，下决心办工业学院，以正规培养技术人才。在此期间，也为全国重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了相应的调查和准备工作。半岛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