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前半期我国的上述经济发展战略是与当时的国情和国际环境分不开的。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从大的方面讲，其作用有以下三点：
（1）改善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加强了过于薄弱的重工业，建立了一些新兴产业，缩短了与发达国家之间工业技术的差距。“一五”计划期间，工业生产的年递增速度达到18%，增长之快是空前绝后的。到1957年底，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30%、1952年的431%上升为567%；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264%、1952年的355%上升为45%。改变了旧中国产业结构中工业极端落后的状况。在工业诸部门中，作为工业灵魂的机器制造业发展最快，在旧中国的重工业中，机器制造工业相对于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来说，更为薄弱。“一五”期间，弥补了这个弱点，从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三者的发展情况来看，加工度越高的产业，发展速度越快，三者的年平均递增速度分别为215%、234%、286%。转引自季燕：《“一五”时期的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8年第2期。在此期间，一个又一个新的制造业建立起来，它们包括：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拖拉机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等。另外，像钢铁、化学、电子等工业的技术，也都有较快的发展。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
（2）提高了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工业和重工业的增长速度。1949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战后世界经济恢复的奇迹；1953年至1957年，中国的国民经济以高速度增长，工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9%，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其中重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54%。从1953年到1978年，尽管发生了“”这样的剧烈经济波动和“文革”，但是工业总产值1978年仍然比1952年增加了15倍，其中重工业产值增加了267倍。《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217页。
（3）较快地改善了生产力布局，缩小了沿海与内地的差距。这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是比较合理的经济行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现代工业布局是极不合理的，四分之三的现代工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而沿海地区的工业，又大部分集中于东北的辽宁和天津、青岛、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而通过“一五”、“二五”和后来的“三线建设”，我国的工业布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本改变了西部几乎无现代工业和交通极端落后的面貌，为1978年以后内地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1953年到1978年间的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和高积累政策，既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也留下了农轻重关系严重失调和人民生活改善不多的后遗症。因此，当逝世以后，上述发展战略和高积累政策就难以再继续推行下去了。党的人顺应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发展趋势，从“改革”入手，推动了发展战略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变化，可以说主要是纠正了过去道路和政策选择中的“过头”偏差，即：（1）放松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程度，在农村允许农民自主经营和自由支配自己的剩余；在城市允许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允许外商直接投资。（2）调整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降低了积累比例（如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工资、企业留利增加等），由此带来社会消费需求的迅速增加，从而推动满足其需要的轻工业、商业、建筑业以及交通通讯等行业的迅速发展。（3）调整了对外经济关系，由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转变为尽可能地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在对外贸易方面，则由“进口替代”转变到发挥“比较优势”。（4）在收入分配方面，则调整了过去过于强调平均的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种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转变，实际上是对过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种校正，它在传统体制造成的严重“短缺”的条件下，导致了80年代需求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其中尤以获得自主权的农民发挥的作用最大，农业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实现了始终追求而没有实现的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和实现农村工业化的目标，而且为城市的改革和政府的工业化提供了成功的榜样和充足的财力支持。半岛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