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平台新中国只能逆水行船，不顾比较优势和经济规律，强行发展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
解放初期，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政府恶性通胀造成的影响还广泛存在。很多人还吃不饱穿不暖，急需粮食、棉布等物资。
荣氏家族在武汉有一家发电厂、一家纺织公司、一家面粉厂。他们把发电厂抵押给人民银行，得到一笔钱。用这笔钱，他们收购了很多小麦和棉花。在当时的局势下，他们本应尽快用这些原料生产出粮食和棉布，满足人民需要。
但是，他们却把这些小麦、棉花囤积在仓库里，自己不生产，也不卖给别人，就是等着涨价。消息传出去以后，武汉市民愤怒不已，聚集起来冲击他们的面粉厂，要求他们停止囤积居奇，立刻开始生产。
对这种囤积居奇的“经营”路子，我们当然不陌生。今天，某些香港财团在大陆是同样的“经营”路子——只不过把囤积之物换成了土地。在城市的好地段，他们低价购买大量土地，但并不投资做任何开发，而静等土地升值获利。
事实上，在解放初期，囤积居奇还不算最恶劣的。拉拢、收买国家干部，对上蒙骗国家，对下挤垮中小企业，垄断市场，虚报造价等等，大量存在。更恶劣的是，在抗美援朝中，居然有商人将假药、伪劣纱布、劣质军鞋、发霉变质食品等等供应给部队，直接造成志愿军官兵的损失和伤亡。
除了这些穷凶极恶的违法犯罪行为以外，更普遍存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短视行为。他们只考虑自己企业的利润，而完全不顾国计民生的大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狭隘做法，让他们在新中国“丧尽民心”。
更重要的是，这些事情牵涉到的，不仅是这些企业家、商人的法律、道德问题，而是“新中国是否能依靠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大问题。答案显然是“不能”。
事实上，在人对新中国建设的最初设想中，是要依靠民族资产阶级的。首先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等到积累了足够资金和技术以后，再逐渐升级到重工业。在这个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很重要。他们甚至可能成为国家依靠的力量。
如果事情果然是这样发展的话，那么，即使新中国从旧中国延续了计划经济、国营工业的发展路线，也不会发展到后来那样全面彻底计划经济的地步。事实上，当时就有人建议说，国家发展重工业，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轻工业。大家分进合围，共同打造中国的工业化。
可是，解放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不堪表现，让人意识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投机性，是骨子里的。他们完全不能作为国家的依靠力量。
无解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投机性，固然有他们思想、道德上的原因，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其无可改变的“阶级属性”。
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成为一个阶级或阶层，就是因为他们拥有私人企业或其他商业资产。可是，他们的资产总额又不多，企业规模不大，力量不强。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只能紧盯利润。让他们牺牲利润，优先考虑国计民生，也确实强人所难。他们的短视，是无法改变的。
为了打击那些为非作歹之徒，有了“三反五反运动”。而对注定短视的民族资产阶级，就只好“公私合营”了。既然你们靠不住，就不依靠你们了。
另一方面，不果断“公私合营”，继续允许私人资本存在，刚建立的新中国就要面对持续的“腐败考验”。理想中的企业家靠生产和经营致富，但现实中的企业家从来不拒绝通过拉拢官员来牟取暴利。
新政权的合法性，是否能经受住这种持续的“考验”，谁也不能打保票。毕竟，历史上因此短命而亡的政权，比比皆是。事实上，起初也是以国家富强为奋斗目标的革命党。他们掌权以后的迅速腐化、堕落，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引人深思的是，几十年过去了，经过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面貌已经完全不同。工业化基本完成，民富国强已经实现。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投机性，却在更高的层面上以更新的形式再次出现。
近几年国家对市场的一系列治理整顿：打击取缔P2P、房住不炒、限制杠杆、严控校外培训机构等等，都在在表明，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在发展经济上功不可没，但他们仍然不足以成为国家依靠的力量——他们仍然短视，仍然没有考虑国计民生的长远眼光。
既然民族资产阶级不足以成为国家依靠的力量，那么，新中国的富强和工业化，就只能主要依靠国家自身的力量。这成为中国实行国家主导下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抗美援朝战争让中国的安全局势发生根本变化。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此开始全面封锁中国。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失去了来自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合作。
任何国家发展工业化，都必须有“第一桶金”。没有投资，工业化不会自发出现。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无一例外都有从殖民地或占领国掠夺而来的大量资源——这成为他们的“第一桶金”。
新中国显然没有这种“第一桶金”。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让中国只能从内部和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那里得到“第一桶金”。
所以，苏联对新中国156个工业项目的支援，非常重要。这个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技术转移，帮助新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应该承认，在这次技术转移中，苏联表现得很慷慨很厚道，不仅提供了大规模的成套设备和技术，还派遣了数以万计的专家来到中国，手把手地向中国传授技术、管理等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这大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速度。
苏联是当时唯一愿意并且有能力大规模援助中国的国家。但是，苏联的援助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宏观上，中国必须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微观上，和苏联援助对接的中国企业，必须是国有企业。苏联人绝不会愿意向中国私企传授自己的设备和核心技术。
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工业项目，以重工业为主，包括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军工等门类。这些工业项目，虽然对中国建立工业体系至关重要，但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资源禀赋。
中国当时的资源禀赋是人口众多、资金匮乏。按照经济规律，应该优先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和轻工业——纺织、食品加工等等。重工业属于资金密集型，需要的劳动力不多，但需要大量资金。可当时中国最缺的就是钱。
发展重工业，不但违反了当时中国的资源禀赋，还有投资周期长、获利慢、技术工人匮乏、市场风险大等等不利因素。一言以蔽之，经济上不合算。
所以，即使苏联援助能解决技术问题，考虑整体经济效益，民族资产阶级也不会有兴趣对接这些重工业项目，就好像今天有的企业——不点名了啊——热衷于“贸工技”，而不是“技工贸”一样。
其实，等人，原来设想的工业化步骤并不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他们最初是按照正常的发展顺序设想的。
1944年，谈到，中国应首先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立即大搞重工业，会使人民负担过重。
周恩来也认为应该先发展农业。1950年初，在一次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说：我们要恢复生产，首先就得恢复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提高了，原料增加了，工业生产就更有基础。
新中国经济工作的领导者陈云同样认为应该先抓农业。1950年，陈云说：“要先解决棉花、粮食问题”。
更是明确指出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发展顺序。1951年，他说：“为什么不可以先发展重工业？因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很好的农业，工业就没有基础。重工业积压资金很厉害，需要大批资金才能建立工业”。
可见，当时的决策层并非不懂经济规律，他们很清楚先发展农业轻工业，然后才能发展重工业的道理。是抗美援朝战争让他们改变了想法。
抗美援朝战争让新中国领导人深刻意识到，不建立强大的国防，军队没有各种重装备，国家安全就没有保证，政权随时可能被帝国主义颠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经济规律固然重要，但形势不由人。新中国只能逆水行船，优先发展重工业。
因此，在朝鲜战争进行中的1952年，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之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
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项目，就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总方针之下，两国讨论会商确定下来的。
第二，抗美援朝以来的国际形势，迫使中国必须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
这三个因素共同决定下，新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只能逆水行船，不顾比较优势和经济规律，强行发展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这种不顾比较优势和经济规律的发展战略，就决定了，中国只能实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而不能实行价格、利润指引下分散的、自发的市场经济。
1953-1957年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五年计划差不多是全盘照般苏式计划经济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