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用了30年时间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实现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国家的伟大转变，既没有陷入拉美自由主义工业化模式的陷阱，又消除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工业化的弊端。中国工业化成功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是避免一元单向思维的片面性，坚持实事求是和辩证统一。在目标选择上，统筹兼顾国家安全和民生福祉；在调节方式上，市场和政府双手合力；在企业组织形式上，国有和民营相互融合。
国家的工业化是由国家工业化的价值取向来引导的，有什么样的目标价值就有与之配套的体制机制和企业形式。中国的工业化由建国初期的以保障国家公共安全为主导的工业化，到改革开放后以突出民生福祉为主旨的工业化，再到当前以军民融合为特质的工业化。完成了工业化中的公用和民用之间的辩证否定，实现工业化价值目标上的动态平衡。
以国家安全为主导的国家工业化是由当时的国情决定的。建国初期，新中国面临冷战的巨大威胁，保障国家的安全成为中央高层和普通民众的普遍共识，加快国家的工业化，尤其加快以国防工业的重工业就成为当时的必然选择。早就说过：“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经过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在朝鲜战争较量之后，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任务尤其显得非常紧迫。1952年12月，中国中央在《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刚要的指示》中指出：“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 。
以国家安全为主导的国家工业化有力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建国以后直到改革开放以前，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从无到有建立了自己的钢铁工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机械制造，汽车工业等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在此期间，国家建立了各级各类的大中专院校，培养一大批国家急需工程技术人才。国家在具备一定工业化基础之上，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倾全国之力、汇全国之智，成功研制了举世瞩目的“两弹一星”为代表军工项目，为国家安全、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筑牢了钢铁长城，打破某些核大国的核威胁、核讹诈、核战争，中国人终于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巍然屹立世界东方。
以国家安全为主导的工业化优化了区域经济结构。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由于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简陋，人口稀少和市场狭小等，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而国家安全为主导的工业化，大量国防科技工业在中西部落地，人才、技术、资金等工业化的要素向中西部汇聚，在陕西西安、四川成都、重庆等地的工业化水平迅速提升，飞机制造、航空航天、机械制造、电子信息、交通运输等现代工业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落地生根。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的确存在效率、效益、结构、质量、规模等等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国家在中西部地区布局现代国防工业，有利于国防工业发展的自身安全，同时也为优化国家工业化的总体布局做出重大贡献，为西部地区发挥后发优势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保障安全和追求幸福，是国家和人民进行工业化的内在动力。没有安全保障，人民的幸福没有安全依托；没有人民的幸福生活，安全保障也会失去方向和目标。为保障国家军事工业发展，中国人民表现出极高革命热情，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和付出了巨大牺牲。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改善民生福祉，增强经济实力，提高综合国力，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长久之计，更是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
以改善民生福祉为主导的工业化的启动。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人，顺应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降低国家军费开支，实施百万大裁军，回应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热情期盼，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时代。在众多的改革政策中，农村改革的成功成为撬动中国快速工业化的有力杠杆。家庭联产责任制改革，使亿万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在实现小康道路不断前进。改革后的农村成为国家工业化的广阔市场，满足人民的生活的轻工产品受到青睐，纺织、服装、自行车、家用电器等产品供不应求；农业机械、化学肥料、农用药物、现代育种等工业化产品更是大受欢迎。传统农业有了现代工业的有力助推，农业现代化进程大大提速。长期困扰我们的粮食安全问题得到解决，城市工业化需要的商品粮问题得以化解。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大量农村劳动力被解放出来进入现代工业，为工业化提高大量的劳动力和优秀人才。在国家快速工业化中，工业与农业实现了高效互动、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得到协调推进，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质量和效益、能力和水平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大幅改善了民生福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在快速工业化推动下变为了现实。由于食品工业的发展，乳制品、肉类、食用油加工等产品走进人们生活，饮食结构发生了改变，由吃饱到吃好再到吃得健康；化学纤维的生产满足了服装面料的大量需求，现代化的服装生产美化了人们的服饰；房地产的发展，不断满足着人们多元化的住房需求；汽车工业发展，家庭轿车的梦想成为现实。以电影工业为代表的文化产业方兴未艾，人们的精神生活的消费空前提升。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医疗技术发展，使得中国的平均寿命大幅提高。总之，没有现代工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仍然会停滞在长期短缺的状态；同样，没有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中国的工业化也不会如此快速和持久。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愿景。中国梦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辩证统一体，人民幸福是出发点和归宿，国家富强是根本保障。国家工业化就有双重目标的协调统一，以民用工业化的发展为基础，以军事工业化的发展为保障，实现军民融合，协同推进。
军民融合的工业化，可以有效保障国家核心利益。“备战”是为了“止战”，“止战”必须“备战”。扑朔迷离。由于国际的影响和岛内的因素，势力肆意扩张，维护祖国统一的任务非常艰巨。我们应在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基础上，要积极发展现代国防工业，大力备战强军，为应对剧变做好充分准备。此外，在东北亚问题、问题、南海问题等敏感事件的妥善解决，也需要我们积极应对各种挑战，为此必须发展国防工业，为保障国家的核心利益提供建设物质技术基础。30多年以民生福祉为主导的工业化，为建设现代国防工业积累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基础，我们可以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实现国家国防工业的跨越式发展。
军民融合的工业化，可以有效维护国家发展利益。以改善民生福祉的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商品不仅能满足我们自身的需要而且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中国的企业不仅在国内发展并且在海外积极布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区域不断扩大。如何保障我国企业在国外投资安全，海外工作人员人身安全，以及商品和贸易的安全，日益成为非同小可的重大问题。当前中东、北非等地政局不稳、盗匪猖獗，安全形势严峻，仅仅靠法律手段和外交手段，已经难以满足日益严重的安全问题。面对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必须充实国防和军队实力，发展强大海军，保障我国遍及全球的商品、贸易和投资的安全，已经成为进一步扩大开放、促进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要求。
军民融合的工业化，可以有效提升国家科技水平。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由于中低端消费需求的下降，资源环境的压力，工业增长速度在下降，去产能的任务艰巨。提升国家工业化的科技水平，成为破解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难题的重中之重。在航空航天、深海探测、极地开发、基因工程、超级计算、新型材料、量子通讯、智能制造等战略性的高科技，对于这些关系国家发展的重大科技项目，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可以发挥领头羊和主力军的作用，在满足国家安全需要军用目的之外，也可以适时转化民用工业，造福人民大众。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管理者、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可以能动地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依据经济客观规律，保持宏观经济大体稳定，提供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市场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手段，通过价格机制灵活反映供求关系，及时满足人民大众的多方面需求，推动经济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重要的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要在政府“有形的手”的指导下发挥作用，两种手段相互渗透，紧密结合，才能更好地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
政府主导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产生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即阶段转型有关联，它应该随着自身发展阶段的转换和内外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而调整。 目前我国的工业化发展进程加快，总体上处于工业化后期，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向后工业化时代迈进的关键时期。同时，李嘉图到凯恩斯，再从凯恩斯主义到后凯恩斯主义，都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90年代中期以前亚洲出现的经济持续繁荣及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政府的作用。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实现低成本的劳动力和某些资源的高效利用，加速市场发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宏观视阈内，满足公共产品的供给，保持整体经济的平稳运行。
正确判断中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大问题。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着艰巨的工业化发展问题，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在促进、带动和引导经济发展的作用，为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我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公有制才能最终消除有一个不劳而获的资产者横插在生产资料与劳动者阶级之间的现象,劳动者阶级才能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得到解放，对国有经济的改制、改造和改革，离不开政府的指导和监督，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既是在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上建立的，又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建立的，因而既面临着培育市场的任务，又面临着规范市场的任务，一方面政府作为发育和调控市场的主体，其行为直接影响市场的运行和成长过程；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市场的管理者，还必须运用法规来规范政府行为，建立具有权威性的市场管理机构，统一解决重大问题。
政府自觉实现国民经济的重大结构调整和比例协调，如产业结构升级，财政收支平衡，社会效率与公平，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问题，相比市场机制而言所需的时间和成本较低；政府承担着社会经济改革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又担任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领导者和组织者，通过深化改革，使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同时进行，紧密结合；政府通过适当的税收政策和收入调节政策，以及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途径，秉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正确合理地进行调节，是两者达到平衡和统一；政府通过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能够预先或急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经济过热或克服经济疲软，从而避免经济危机，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
我国的工业化最初从重工业开始发展，严格按照政府指令实行计划经济，完全排除市场。直到工业经济由于高度集中、隔绝市场发展到丧失活力，才开始思考市场的重要意义，反思资源配置手段，重构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开启了工业经济市场化改革。1992年的南方谈话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从而结束了市场化改革姓“资”姓“社”的争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扫清了意识障碍。同年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改革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合理配置资源，给中国的工业化发展、经济发展注入持续有效的动力。
纵向研究我国工业化发展历程，市场的作用可见一斑。市场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体制，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工业化发展进程和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途径。市场经济体制下，产业资本配置的重点的是流通领域，生产供给通过流通领域反映的需求认可进行扩大再生产，这种“橄榄球”式的配置方式一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哑铃”式的配置方式，让流通不再是计划好的，而是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综合起作用。如何最有效地配置资源是所有经济活动最根本的问题，由市场主要决定资源配置，能够通过市场价格自动调节生产、供给、和需求的机制，在全社会形成分工和协作的机制、鞭策落后和优胜劣汰的机制。因此，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有效益。
市场机制要有效的发挥作用，不仅需要有发达的商品市场，而且要有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由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特殊性，政府对于生产要素交易活动曾经存在过度干预，从而影响了生产要素的市场改革，不仅导致了生产要素的错配，而且阻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因此，更加注重生产要素作用的发挥，让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信息等要素在市场中寻找到最佳效率和最佳配置。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统一、高效、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积极稳妥的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加快企业的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由消费；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进一步完善市场的开放性、竞争的公平性和运行的透明度。完善有序运行的现代市场体系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形成统一有序的全国市场；二是积极完善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要素市场体系；三是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
“计划与市场”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推崇政府计划，排斥市场调节，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效仿苏联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排除市场机制，严重抑制了经济发展活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开始逐步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道路，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计划经济体制内引入市场调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政府主导型经济在发展生产力，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重投资、轻消费”的增长模式导致消费需求不足，政府控制了太多的经济资源，半岛平台投资取代了消费而成为总需求中主导力量，便会面临更大的宏观经济波动；不利于我国经济的转轨，政府在国有企业、银行和政府这个“铁三角”关系中始终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过度“关爱”正是市场化改革滞缓的关键因素；政府本身的管理成本、行政成本急剧增加，带来大量的资源浪费。市场通过对资源最有效率的配置，促进了经济发展的生机活力，但是由于市场经济本身不具有自然性和自发性，也就是说市场不是自然形成的，不能自发的进行自我完善。如果单凭市场的自由发挥，社会公共产品就不能满足社会成员不同层次的需求，基本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就会得不到有效解决，收入分配地区发展不均，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正是由于政府和市场本身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经济发展中才需要两者的有机配合。
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能将二者之间的关系割裂开来，必须将市场和政府有机结合在一起，加强二者的协调和配合，既要防止出现否定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倾向，又要防止只讲市场化、忽视政府作用的倾向。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优势互补、各司其职，更好地激发经济活力。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发挥价格、供求和竞争机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政府自身改革，科学的宏观调控，简政放权，全面准确履行政府职能。因此，必须解决好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市场需求，二是资本供给，三是企业活力。所以，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要重点推进三大改革：收入分配改革、改革和营造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让市场为政府提供经济动力与发展活力，让政府为市场提供经济规则和发展环境。
在我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最不容忽视的是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对于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来讲，企业大致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合资企业这几种形式。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中，国有经济起着主导作用，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掌握着国家经济的命脉，而国有企业是国有经济的微观存在形式，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民营企业也逐渐成长为我国经济体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为提高人民的生产、生活的需求，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的召开以来，中国和政府更是有个侧重点到到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为了更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工业化层次，要正确处理国有企业经营模式、民营企业经营模式的关系，发展新型混合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推动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速度。
国有企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子，从建国到现在为我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汲取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失败的教训之后，中国也逐步意识到高度集权的国营体制的不合理性，努力调整政府和企业的责任关系，激发国有企业创造活力。主要表现在：一是为社会主义奠定了经济基础，国有企业始终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二是国有经济的实力快速增强，培育了一批经济效益好，竞争力强的优势企业；三是国有企业成为改革开放主要成本的承担者，非国有经济例如三资企业与乡镇企业的持续发展，得益于国有企业改革；四是国有企业可以弥补市场缺陷，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获得根本利益的重要保障。
因此，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选择并占领相对优势产业领域——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大型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具有宏观社会效益的行业、具有自然垄断性的大型不可再生性资源开发、在国民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支柱产业、对国家长期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政府调节市场重要工具的部门外，还要在非上述领域或非支柱产业中站稳脚跟，不应划地为牢，自甘退出。只有这样，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和整体优势才能真正地发挥。
首都钢铁公司是国有企业承办经营责任制的示例，近年来也面临着产业转型、生产效益低下、产品结构不合理、资产负债率高、节能减排能力低下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等企业的发展瓶颈。这也是诸多大型国有企业面临的发展问题，改革治理不彻底，结构组织不够优化；强调重视经济目标，忽视非经济目标；太过依赖制度优势，忽视软实力发展等，亟待解决。
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同时，我国政府也慢慢将视线转移到民营企业的兴起上。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迅速崛起，在国民经济增长比重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发展好民营企业不仅对于民营经济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更会大大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孕育着重大的时代意义。
相对于国字头企业来说，民营企业在我国的数量大幅增长过程中，规模虽然不大，但企业中的人员工作效率快，更加切合市场经济的，也为我国的国计民生做出了突出贡献，大约80%的工作岗位来自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利于分配资源，优化产能，有利于增加中国经济的内需。王健林作为新生代的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他经营的万达集团在商业上奋勇翱翔，力争上游，发展期间涉猎诸多领域，如酒店行业、旅业、电影行业、投资行业、房地产行业等等，也已成为中国商业地产第一品牌，亚洲最大的商业管理企业等等荣誉，这离不开王健林的独有的“模块化管理模式”。
从辩证的角度来分析，民营企业也有它自身的不足，如产权结构不合理和产权关系不明确；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政府政策支持不到位；私有财产合法地位尚未明确；要素市场发展滞缓及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的狭窄问题等都成为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桎梏。因此，从这一方面来讲，我国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同时存在，共同发展，有利于发挥各自的特长，优化资源利用效率，完善资源费配制度，促进生产力的提高。
纵览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凡是世界强国其经济体制都是开放的市场经济，同时在经过我国这么多年的具体实践检验之后，完善的市场经济上会更加有利于我们是实现复兴的必经之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两大主体，市场经济的平衡需要二者的平衡发展。
从长远发展来看，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并行发展是中国经济应有的态势，这样就可以达到民营经济持续壮大，国有资产持续增持的效果。所以，混合所有制是今后发展的趋势。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而且也包括混合所有制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这一表述重新定义了公有制经济，将公有制经济的范围不断扩大，同时也将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一经济形态更加肯定，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我国快速发展打破了意识形态障碍且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发展混合制经济，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破除各方面的阻力，在政府和市场“一个有形的手和一个无形的手”的充分结合下，形成抓力，在完善的法人治理机构下提高管理水平和层次；有利于盘活我国的资本，发挥国有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发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部分的相对优势，取长补短，更加合理有效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为企业注入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大大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为企业创造更好的效益。
“将原来的‘国有企业下的集体所有制’转向规范化，作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试点，可以采取以下的步骤，第一步：应当于一套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的规划。第二步：在母企业的帮助之下建立子企业。第三步：为新创办的子公司融资、筹资。第四步：混合所有制企业正常运转。” 混合所有制并非私有化，而是国有企业建立良好现代管理制度、发育健康市场主体的倒逼机制，是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强化关键领域控制力的良好契机。
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下，我国着力打造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能够充分让国有资源和民间资本交叉相融、优势互补，大大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增强企业的综合实力，提高我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更为合理公平竞争的能力，努力打造世界级大型工业企业！
（作者韩剑锋系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书记兼副院长、教授，曹亚丽、马心研为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