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几乎每隔二三分钟路程就会遇到一家“明星企业”。经过10多年发展，这里已成为江苏医药创新的第一梯队，跑出了苏州“一号产业”的成长样本。园区内20余家企业陆续“抢滩”纳斯达克、港交所和科创板，成为国内生物医药业界的一个“奇迹”。
在生物医药产业上鲜有历史积淀的苏州，凭借苏州工业园生物医药产业竞争力，已稳居全国第一方阵。是如何做到的？
苏州工业园区生物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殷建国介绍，苏州工业园区把培育壮大产业的目光聚集在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和人工智能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学习借鉴先进经验，结合自身特点，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完善资金链、优化服务链，探索形成了“十个一”特色（新兴）产业培育机制，这是实现“生物医药看苏州”的成功密码。
选择一个特色产业，苏州选择生物医药；制定一个产业规划，贯穿始终。2009年，苏州工业园区出台产业发展规划，把生物医药产业确立为重点培育的三大新兴产业之一。直到后来又出台《全力打造苏州市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地标实施方案（2020—2030）》提出：举全市之力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地标，把园区建成国际知名、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中国药谷”。
2007年6月27日，在苏州一片稻田和荒地的独墅湖边，被称为“生物湾”（BioBAY）的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正式开园。尽管面对一片荒芜，但园区展现出来的专业、开放、务实的服务企业的态度打动了首批拓荒者，如“生物湾”的招商团队说着流利的英文等细节，都被多次提及。
时任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分管科技局的杨建中回忆，“当时的工委书记整天追问我，这些企业什么时候爆发？”他回答，10年。
此后园区虽然换了几届领导班子，但是对生物医药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从未间断，但即使过了七八年后，还没一家企业发展起来。
要不要换一个更容易出经济效益的赛道？苏州工业园区对于经济如何转型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不符合产业转型升级方向的项目，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项目，哪怕产值上百亿元，该拒之门外的还得拒之门外。”园区招商部门负责人说。
回国创业的10多个年头后，园区企业、纳微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创始人江必旺，才迎来事业黄金期，他的公司专注于纳米微球的技术研发和生产销售，2021年企业纳微在科创板上市。江必旺有感而发：“成长不在于有多快，而在于是否可以持久。”
在接受长江日报云端会客厅采访时，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教授、博导，东吴智库执行院长段进军认为，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代表着政府独特的魄力和勇气。“很多企业不是一下子就能产生效益，但是在对未来的把控上、对企业未来趋势的预期上，政府的战略眼光十分重要，要有坐‘冷板凳’的忍耐性和一届接着一届干的决心。”
苏州的生物医药产业生成了非常具有内生动力的创新生态系统。所有的产业发展，包括创新的发展，最后必须从创新生态系统这个角度，才能真正形成植根性的发展。
“城市发展要有定力，选定一个行业就要持之以恒地支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复旦大学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范剑勇告诉记者，苏州认定生物制药，就用啃硬骨头的精神持之以恒，这是获得成功的关键。
“刚开始我们是一家小公司，政府从药物的开发开始，一直为我们提供支持。比如说申报环节，只要我们有需要，园区药监部门就会到我们公司来，告诉你资料怎么写、如何提交，遇到什么困难及时沟通，手把手像对待小孩一样扶着成长。”信达药业产品和工艺开发副总裁周凯松曾向记者介绍。
这家扎根苏州工业园区的公司，后在港股上市，其与礼来公司共同研发的首个国产pd-1单抗药物达伯舒销售加速，已成为中国创新药领域的标杆企业。
范剑勇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苏州在近10年专注一些小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初创企业，甚至是还没有成型的初创项目，把创新人才吸引来创办企业，这种发展路线更考验地方政府的专业、耐心和服务。
殷建国表示，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坚持建设生物医药实验室、中试场地和生产场地等研发载体，为打造世界一流的本土企业提供最先进的硬件环境，让企业可以“轻装上阵”。
在中科苏州药物研究院，设备先进的人工智能药物筛选平台、药物化学平台、药效研究平台、代谢研究平台，不一而足；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发展有限公司，引进中国医学科学院系统医学研究所等大院大所，打造中国生物技术创新大会、苏州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博览会等品牌展会……
目前，整个苏州工业园更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近2300家，创新型龙头企业数量、创新型人才规模、获批生物创新药临床批件数量、生物大分子药物总产能、企业融资总额等五项指标均占全国20%以上。
6月16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复旦大学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范剑勇，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教授、博导，东吴智库执行院长段进军和上海华略智库CEO、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陈昌智做客长江日报云端会客厅，解读苏州制造腾飞密码，就工业城市转型创新进行分析和探讨。
专家们表示，苏州的发展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既有深厚的历史沉淀，恰逢其时的时代机遇，更有因政府和企业家们卓越的胆识、敏锐的前瞻力和敢拼敢闯的创新精神，成就苏州这一“最强地级市”。
长江日报：如今我国制造业正面临转型升级的诸多挑战，苏州工业为什么还能够保持如此蓬勃的活力？苏州工业自身又面临哪些挑战和难题？
范剑勇：从地理因素上看，长江两岸，位于南岸的张家港、太仓，水深条件比北岸的水深条件要更好，方便停靠较大集装箱，所以苏州能更快发展外向型经济。
其次，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早先能够有意识发展制造业。如今苏州的制造业工业体系非常完备，集中了大部分的工业门类，相互之间配套，而且自成体系，可以最大程度吸收外界的优质要素，进行产业链的分工细化再细化，以不断提高空间效率、提高生产率。所以，完整配套的上下游产业链是苏州制造业最大的亮点。
此外，苏州一方面有外资企业，例如苏州工业园区导入新加坡企业，太仓做德国汽车的零配件，另一方面又有内生增长动力的乡镇企业，这两方面合力推动了苏州的发展。
段进军：苏州过去取得的辉煌成就，主要是建立在廉价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源和环境容量。苏州是中国人口红利得到集中爆发的地方，但是所有支撑这些发展的条件，在今天都遇到了一个瓶颈：苏州除了沿江三市以外，没有什么土地资源了，劳动力的成本越来越高了，老百姓对环境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了。面对未来，苏州把产业创新集群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
围绕这个目标，苏州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比如推动市域一体化建设，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更好融入到长三角一体化。同时，苏州各县级市（区）在市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各自都围绕自己独特的产业创新集群发展，大家“和而不同”。从空间上，苏州为了支撑转型创新的发展，提出了“制造业向沿江集聚、创新在城区突破”，让整个制造业的空间结构出现一次大重构，形成了一个“丰”字型的格局，即有三条东西向的产业轴，再加上一条南北轴线，即未来的通苏嘉甬高铁叠加苏嘉杭高速公路所形成的产业轴线。
总之，苏州制造业今天的腾飞，是在雄厚工业基础上，形成配套极其完整的产业集群，再围绕产业创新集群的目标，通过市域一体化，让要素自由流动，加快资源整合；其次，当进入到空间红利的时代，围绕长三角一体化，苏州产业集群发展的空间出现重组，也就是“丰”字型空间格局，以支撑产业创新集群的发展。
陈昌智：在第一波改革开放浪潮中，所谓的苏南模式，就是借力上海制造业领域的“周末工程师”来发展装配加工业。在20世纪90年代，昆山主要依靠台资集聚发展电子制造业；苏州工业园区主要依靠新加坡企业投资，大大提高了它的开放格局、规则、服务意识。到2006年前后，国家开始实行自主创新战略，苏州不满足于只是作为产业转移的生产基地，开始聚焦发展生物医药、纳米技术等新兴产业，与全球同步，吸引了海外优秀学子回国创业。
苏州的活力在于，既抓住了第一波产业转移的红利，也抓住了从0到100的产业培育机遇。苏州既有大体量的跨国公司制造业基地，又有自己培养出来的这种未来会成为“大象”的创新型“蚂蚁”企业，这是它活力的“两条腿”。
长江日报：对比专精特新“小巨人”的培育情况，武汉和苏州有哪些共性和差异？
范剑勇：在我看来，苏州还是以传统制造业为主。苏州的3家500强企业以及关联的其他企业，基本上都是从乡镇企业起家的传统行业，通过抓住每一个机会发展壮大起来的。
苏州所有的专精特新企业都是从传统制造业里面衍生出来的。这些企业不是来自0到1的研发过程，而是在规模做大时，利用505个产业门类的配套协作、分工细化中诞生的，即在1到100的过程中，有自己的发明，有自己渐进式的创新和专利。
其次，苏州在近10年已经放弃了紧盯世界500强来入驻招商，而是专注一些小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初创企业，甚至是还没有成型的初创项目，把创新人才吸引来创办企业。
总之，苏州既有由乡镇企业起家通过上下游兼并一体化产生的大企业，也有从海外引进的高级人才和跟高校合作产生的“小巨人”。其中，基于世界制造业中心的传统制造业演化出来的渐进式创新，是苏州专精特新企业的主导模式。
陈昌智：苏州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很多专精特新企业以及科创板上市的企业，有的是从海外引过来的种子型企业，这些并不一定原生在苏州，但是来苏州能扎下根来、长得起来。武汉的专精特新企业，与武汉高校布局和目前的产业结构关系较大，多是通信、汽车制造、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这些企业更多是本地高校孵化，内生性更强。无论是内生性企业还是外引性企业，它们最终能在此地扎下根来能长得大，才是最重要的。
不只是武汉，也包括南京、西安等城市，目前的发展阶段类似：强省会战略下有全省的资源支持；有非常多的高校、公共服务资源。这些城市在内生性、原创性增长上应该已经达到收获期。对于长江沿线这些城市，例如武汉、南京等，在人口集聚、产业增长上都处于非常领先的地位，未来在国内大循环中会有更好的机会。
长江日报：武汉近年来在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苏州工业发展经验哪些可以适用于武汉？未来，武汉和苏州在哪些方面可以加强合作？
陈昌智：一是地方政府的服务意识，苏州政府为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做到了极致，从保姆式到专家式再到伙伴式的企业服务，这是值得学习的。比如苏州数字化转型，由政府引导企业，从政府、企业、银行到服务商，一起“地毯式”推进。
二是苏州这些年引入大量高校，发展产业创新集群，这恰恰是武汉已有的优势。武汉有众多高校、研发机构，其中不少都是顶尖学科，在打造产业协同共生生态方面具有优势。从高校到企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从产业需求到基础研究，在双向链接的打通方面，政府可以加大投入，加大整合，加大推动。
第三点，苏州光子产业、纳米产业、生物产业都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以前的产业转移是梯度转移，现在是平行转移，超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能通过局部创新环境的改善、局部创新生态的营造，在某个局部的产业里与大城市“并驾齐驱”。比如说，常州的新能源、苏州的光子、合肥的量子都做得非常好。从这个角度来讲，武汉有那么好的资源，可以在独特的优势上形成垂直引领，例如光通信、新能源、芯片等产业。
段正军：未来武汉进一步加强开放意识非常重要。我们的经济进入流量经济的时代，对人才等高端要素的集聚，营商环境软环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所有的城市来讲，营商环境的建设将成为竞争力的源泉。
范剑勇：要选定一个行业进行持之以恒的支持，才有可能成功。例如苏州认生物制药，武汉可能是认芯片制造或者新能源汽车等，久久为功，啃硬骨头。此外，武汉应坚持创新立市、知识立市，重视交叉学科的基础研究，保有持久的知识外溢效应，有助于从产业集群走向创新集群。
苏州，一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名城，自古人文鼎盛、经济繁荣。新中国成立以来，苏州先后经历乡镇工业崛起、外向型经济腾飞、开放型创新经济爆发等发展阶段，成长为中国“最强地级市”，工业经济全国领先。
2021年和2022年，苏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均突破4万亿元，仅次于深圳，居全国第二。2023年发展势头更加勇猛，1—4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比1—3月提高8.8个百分点。发展至今，苏州拥有35个工业大类、167个中类和489个小类，工业企业达16万家，是中国工业、制造业体系最为完备的城市之一。
面临全球要素成本上涨、工业产能过剩、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困难等挑战，这座将工业和制造业视作“中流砥柱”的城市，何以保持如此韧劲？近日，长江日报记者聚焦苏州工业腾飞密码进行访谈，专家们普遍认为，苏州之所以有如此辉煌成绩，“有为”政府功不可没。
“有为”政府具有超强前瞻力。段进军表示，苏州政府坚持牵住制造业这个“牛鼻子”，几乎踏准了产业梯度转移的每一个关键点。
20世纪80年代，苏州以乡镇集体经济的形式发展乡镇企业，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工业化，创造了著名的“苏南模式”。90年代，苏州抓住全球产业梯度大转移，转向外向型工业化发展模式，让自身的工业体系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为城市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近年来，苏州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半导体、航天航空等先进制造业上精准发力，同时立足新发展格局，主攻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脚踏实地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
“苏州靠一个个乡镇企业起家，抓住每一个机会，从而发展壮大。”范剑勇表示，苏州曾紧盯世界500强到苏州工业园区入驻，但10多年以前放弃了这个策略，而是转向小规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初创企业，甚至是初创项目，吸引科技人才来苏州创业。“如今看来，这是极具前瞻性的体现。”
“有为”政府具有极致服务意识。陈昌智认为，苏州不仅有雄厚的工商业基础，更有悠久的重商传统。与国际接轨后，苏州政府致力于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供从保姆式到专家式再到伙伴式的企业服务，“最舒心”营商品牌深入人心。
“苏州政府是‘甲方的角色、乙方的姿态’，把服务做到了极致。”陈昌智举例，苏州实行“智转数改”，是由政府主导多家机构地毯式推进，从政府、企业、银行到服务商等全环节发力，形成稳定的方案、稳定的供应商以及稳定的财政支持。“苏州政府营商环境常年排名全国前列，有些事情在非常难推进的情况下，政府怎么支持非常重要。”
“有为”政府还擅长“隐身”。段进军强调，政府要有作为，但不能越俎代庖，要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结合起来，帮助企业家和个体发挥创造力。比如苏州工业园区就提出，要坚守政府与市场边界，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为企业提供及时、贴心的“隐形服务”。
“苏州有一句话：你只需要带一个包，别的全包在我身上。就像贝壳和珍珠，贝壳代表好的营商环境和好的创新环境，珍珠代表好的人才和好的企业。如果我们有好的贝壳，那么一粒微尘都可以析出美丽的珍珠。”段进军说。半岛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