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21】如果你想系统搞清楚过去40年中国为何取得如此成就，《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值得一读，他从制度、科技等底层逻辑上，解释了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如果是投资者，读本书也大有裨益。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作者是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文一，曾担任过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兼助理副行长。
作者认为中国有工业革命，且目前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转换期。
为什么工业革命在中国缺席和推迟200多年，却又在人力资本和商业基因基本完全摧毁后，突然成功引爆？
在作者看来，中国自第二次战争后，一百多年间都在尝试工业革命但没成功，成功实践主要发生阶段都在改革开放之后。
建国后的20多年，也不算浪费，他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方面，通过一五计划和军工建设，打好了一个地盘、争取到了安定的环境；另一方面，全国供销社、集体企业机制，为改革开放后象征企业的崛起、县域经济的蓬勃发展，锻炼了人才队伍。
1978年改革后，中国在最初的15～20年的乡镇企业繁荣中，成功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在1990年代末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目前已经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和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门口。
在作者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无意中发现并遵循了科技革命激发的正确顺序和方法，过去120年间的三次工业化失败形成鲜明对照。
首先，改革开放后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重商主义倾向十分明显，强大的政府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市场创造”的核心力量，成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强大推力。
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本质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要达到创建规模化的能让现代产业盈利的市场，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协作成本。这被亚当·斯密的市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忽略了。
中国的基层政府和地方政府组织，充当了这一网络的构建者，从效率上来讲，远快于工业革命前夕依靠商人阶层构建网络的欧洲。
其次，中国政府做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决策尝试，这些决策后来被证明是促成久违的经济起飞和引爆中国工业革命的关键所在。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地城市化（促进乡镇企业大发展）、经济特区、三来一补对外贸易、国有企业抓大放小。
由于对农业政策的优化、民间管控的放松，粮食产量只有2-3年便实现了大丰收，多余的农副产品在地方和全国农产品市场的建立的情况下，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农产品专业化和商业化变得有利可图，其风险大大降低。
乡镇企业的繁荣，顺应了农民新渠道赚钱的诉求，当地村镇政府也希望找到快速发展当地经济的方法，以帮助农民致富，对于美好生活和富裕生活的向往，迅速激发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发源地，其爆炸式增长速度，“像引爆了热核反应堆”。
在1978—2000年，村镇工业产量平均增长率为每年28%，即23年里平均每三年就翻一倍。即使调整通货膨胀因素后，线%左右，为中国全国真实GDP增长率的两倍（即每3.7年增一倍）。
这种“自我复制”和核裂变式的规模和速度在如此长时间内维持，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记录过，它使英国原始工业化阶段和工业革命相形见绌。
通过基于市场竞争和熊彼特式创造性毁灭的“自然选择”和“进入/退出”机制，乡镇企业不断成长并进化为一个由原始工业集群、原始工业供应链和原始工业生产/销售网络构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生态系统。最成功的乡镇企业会逐渐成长为现代公司和国际市场的大玩家（如中国海尔和华为公司）。
从时间上来看，1978—1988年，乡村原始工业的大规模繁殖和爆发式增长；
1988—1998年，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基于劳动分工原理的劳动密集型规模化轻工企业在农村和城市大规模兴起；
1995—2000年，中国已处在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门口，因为轻工业起飞，让批量支招机械制造、能源等重工业产品——用机器来批量生产机器——变得十分有利可图。
这时，经济对整个工业“能源—动力—运输”三位一体的巨大需求和由此拉动的空前繁荣对重工业产品和材料产生了巨大的规模化生产的需求，这就触发了以对机器、中间产品、各种其他生产工具、推动机器运转的能源、各种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如化学制品、水泥、钢铁、通信设备、火车、汽车、轮船、飞机以及大规模的信贷体系。（还记得这些企业的腾飞是在什么时候吗？就是从2001年中国入世以后，已经持续十多年。
在政府“抓大放小”的方针指导离不开，政府迫使剩下的大型国有企业改革治理结构，升级生产技术，并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与其他企业竞争。那些在90年代还奄奄一息重工企业，国有大型企业占到了主流，也因为中国轻工业化的爆发推动需求增长，让工业中间品（重工业的主要产品）市场需求快速打开，重工业企业也蓬勃发展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重工业依赖于整个工业体系，包括工业“三位一体”（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一个国家如果不先建立初步的“三位一体”的基础设施工业体系，重工业部门就很难保持利润。
然而，“三位一体”工业体系本身不仅是公共品，而且也是中间产品，除非服务于最终需求，其本身并不能盈利。
可是，只有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所有生产手段（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廉价生产才成为可能。只有基于一切产品规模化生产（包括生产手段本身的规模化生产）带来的物质丰裕，国家福利化（福利社会）也才可能实现。
很多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正是因为无法克服这一发展瓶颈而失去了继续增长的动力，因为它们缺乏：（1）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开拓的巨大轻工产品市场对“三位一体”的巨大需求（市场条件）；（2）由此所积累的巨大储蓄（资金条件）；（3）强大政府所体现的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意志（政治条件）。
工业“三位一体”本质上是公共产品，因此国家意志和政府的积极介入必不可少。重工业也必须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市场来获得支撑，以及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储蓄来获得融资。
中国A股总市值开始扩大并蓬勃发展是2004年以后，之后创业板、新三板、科创板，通过股市直接融资，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这下看懂了，也找到原因了。
在作者看来，一旦按正确顺序引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其自我繁殖和盈利的能力是任何危机都难以阻止的。
美国在19世纪经历了15次危机和一次四年的国内战争，这些都没有阻止美国强劲发展成为下一个世界生产中心和超级大国。
后发国家要保证工业化的成功？一个强大的商业导向的政府，在商业和贸易政策指导下政府主导国家建设； 着眼于未来制造业动态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李斯特”贸易；政府高度集中的统一权力和钢铁意志来支持全球商业市场的创造和与外国制造业的竞争。（怎么感觉作者这几条就是说的中国，舍我其谁？）。
服务业的真正发展壮大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果，是进入福利社会的标志。作者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在世界航空、汽车、半导体等高端行业站住脚跟（还有大功率燃气轮机、高级光电一体化等领域），第二次工业革命就算大功告成。
不过，当前如何减少腐败、发展中国特色的管理，合理分配资源，是中国需要解决的挑战。
现代工业化国家是一个基于所有社会阶层大规模分工和协调的巨大而统一的组织。每一个居民要么拥抱这个工业化体系，要么就会被它无情地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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