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2日下午，在北平的燕京大学适楼礼堂，一场主题为“中国工业化的前途”的专题讨论会正在热烈地进行。这是中国社会学社第八届年会华北区会场的压轴大戏。在场者多达40余人，平津一带社会学界重要学者悉数到场。2时刚过，主持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严景耀宣布会议开始，首先由同系的林耀华教授说明这场专题讨论的意义。林耀华说，昨天的会议论文宣读和讨论多偏重在学理和理论方面，今天下午要进行的这场讨论则是偏重于实际方面，希望借此讨论为中国工业化规划出一条光明的坦道。
这场专题讨论的主体内容，是吴景超、费孝通这两位社会学家之间的学术辩论。他们分别是两种不同主张的代表人物，吴景超主张发展都市工业，而费孝通则主张发展农村工业。他们两人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事，会前已经进行过文字上的交锋——费孝通等的著作《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和吴景超的书评《中国手工业的前途》。他们的书面讨论引起了社会学界同人的广泛兴趣，所以就有了这场在社会学年会上的学术辩论。这场辩论不仅是中国社会学的年度学术热点，无疑也是多年来知识界的关注焦点。
《把中国问题放在心中——吴景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吕文浩、严飞、周忱主编，学苑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
吴景超生于1901年，长费孝通九岁，1915—1923年他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学习时与潘光旦、吴文藻等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三人都成为社会学界的著名学者。1930年费孝通转入燕京大学追随吴文藻学习社会学时，潘光旦、吴景超也都是他耳熟能详的名字。1933年，费孝通经吴文藻的安排进入与燕京大学临近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习体质人类学，此时他有机会上吴景超的课，也常到他家中吃饭、聊天。
吴文藻是费孝通从事社会人类学社区研究的领路人，指引了费孝通一生的学术路向。潘光旦擅长优生学和儒家社会思想研究。吴景超熟悉各国社会统计资料，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研究方面独树一帜，也有汉代历史研究的成绩发表。潘光旦、吴景超两人对中国社会的很多见解及对于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方法，也被天资过人的青年费孝通吸收过来。“我要查历史知识找潘光旦先生，要查各国情况、社会统计就找吴先生。”费孝通这样说。既学有根底，又转益多师，费孝通吸收三位老师的长处，又能看到他们的不足，经过一番加工提炼，成就了自成一家的学术风格。
费孝通熟悉吴景超对中国国情分析的著名论断——“第四种国家”（人口密度高，农业人口占比高），认为这可用在对中国农村和小城镇问题的分析中。晚年费孝通体会到自己对世界经济总体情况以及宏观的认识要补补课，“乡下人要上街、要进城。我的头脑要从乡土中国进入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由此又想到了吴景超注重宏观研究的视野。
吴景超最欣赏的中国社会学家无疑就是费孝通。他给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生育制度》四本重要著作都写过深度书评，这在吴景超的书评写作生涯中绝无仅有。他的笔端常常流露对费孝通著作的喜爱之情。他评《江村经济》时写到：“据我所知，在英文及中文出版书籍中，描写一个区域里的农民生活，像本书这样深刻细密的，实在还没有第二本。”他评《禄村农田》时说这是一本很有趣味的书：“在我们学社会学的人看来，这本书的价值，在代表着中国的社会学，走上了一条新的途径。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国的社会学者的主要工作，在于介绍西洋的理论。真能利用西洋的理论与方法，到中国的社会里去做实地研究的，可谓绝无仅有。现在费先生带领着一班青年的社会学者，在云南切实的做了许多实地研究的工作，而且已有好几种油印成书。我相信这种风气的提倡，一定会替中国的社会学奠定稳固的基础，盖起庄严的建筑。”他评《生育制度》时更是不吝赞美之词：“费先生的书，我读了已经不少，但这一本书，无疑的是后来居上，在他所有的社会学著作中，要算最有贡献的一本。就在中国社会学界中，过去二十年内，虽然不断的有新书问世，费先生这一本书，内容的丰富，见解的深刻，很少有几本书可以与他站在同一水准之上的。”
不过，说到《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一书，吴景超就没有那么肯定了。在他看来，“一定是逐渐衰微而终于消灭”的手工业不值得被寄予如此厚望，中国未来的前途必将依赖机器工业和都市文明，这也就是1947年社会学年会上这场学术辩论不能不发生的缘由。
1945年冬天，费孝通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的青年朋友袁方、张之毅、张荦群三人讨论中国手工业问题，并由他执笔将讨论结果写成文章。后来这篇不长的文章作为“时代评论”丛书中的一个小册子《人性和机器》在生活书店出版，1946年重印，一时颇有流传。
1947年3月，在政府部门工作11年的吴景超重返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在这里他遇到了他往昔的学生和朋友费孝通。因《人性和机器》中提到了吴景超的工业化主张，费孝通便拿出一本给吴景超看。
《人性和机器》的焦点在于讨论中国手工业问题，它不仅鼓吹发展手工业，而且以富有感彩的语言详细地论述了西方近代机器文明“对于个人对于社会有它的罪过”。这本书提出的主张和吴景超倡导的机器工业和都市文明“格格不入”，而且“笔锋常带感情”的写法也让信奉客观中立的吴景超感觉不适。吴景超遂写成一篇题为《中国手工业的前途》的商榷性书评，发表在8月16日出版的《经济评论》第1卷第20期上。这篇书评不仅在观点上与费孝通有交锋，而且对于费孝通的有些感性的表述方式，他以为“虽然写得很美丽，但是不正确的”。
吴景超口头约费孝通作文答复，但费孝通迟迟没有应约写回应文章。不过，费孝通等的《人性和机器》和吴景超的《中国手工业的前途》都在社会学界和思想界发生了相当的影响，筹备华北区中国社会学社第八届年会的社会学界同人便建议他们在会上口头讨论一次，由此便“很热烈地有一番辩论”。
吴景超在会上率先发言，大体上把《中国手工业的前途》一文的精要之处详细讲述了一遍。他再次强调：他并不否认农村工业的重要，反对的是提倡农村手工业；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可以适当分散一部分工业到农村地区，在那里建立工农混合的新社区，这样，可以直接改善人民的生活，凡是在城市中机器工业给予人们的服务，农村的人们一样可以享受。吴景超也讨论了中国工业化的两大难题：资本太薄弱、人口太众多。关于前者，他说，中国“即时猛省，把一切资本集中于生产事业上，甚至借外债投资，也需要一二百年才能赶上美国”。关于后者，他对当时实施生育节制的前途颇不乐观，如此庞大的人口将随着工业化的启动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而猛增，最后也许会被迫通过马尔萨斯所谓的“积极抑制”（战争、瘟疫等灾害）来减少人口数量。
如果原子能征服了月球，吴景超先生和我一同去设计一个建设月球的方案，我相信我们不会有什么不同的意见的。每个人所想象的天堂离不了树上长满葡萄，河里淌着牛乳那一套。可是我们现在要应付的是吴先生描写在《劫后灾黎》一书里的中国。
诗一般的语言，描述的是费孝通立论的逻辑起点：如果在各项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讨论中国工业化问题，他的方案当然不会和吴景超的方案有什么不同，他的这一套发展农村工业的主张乃是为迁就人口众多、经济贫穷而且灾荒频发的现实中国而设计出来的过渡性方案。
费孝通坚持《人性和机器》中的观点，认为只有在手工业主导的社会生活下，才能维持人类间善美的人性。他说：“我们中国一般人，大家都只是眼睛往外看，以为一切西洋的机器文明，都是好的，从来不看看自己国家社会生活的传统习惯，一味妄图追踪旁人，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们大家都忽略了机器与人性的配合，机器工业最能抹（杀）人类原始的人性，也最能造成罪恶的渊薮。手工业则不然，它能使人与物间发生一种伙伴的情感。每一个手工业者，对他的作品，都有一种期待和满足。机器工业则不然，它只是造成财富集中，牺牲旁人幸福的大悲剧。”费孝通也赞成工业分散在乡村，与农村手工业配合起来，以维持大多数农民的生活，他认为这是一条比较正确而切实的道路，可以避免西洋机器文明所引起的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不良影响。
吴、费两人讲毕，在场社会学同人纷纷提出意见，比较一致的认识是，应该把机器工业与手工业配合起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讨论会至下午5时许才散会，社会学会第八届华北区年会宣告圆满闭幕。
年会前后，还有一些人或赞成或反对地在刊物发表文章，与费孝通讨论过《人性和机器》中的主张。由于这许多讨论，费孝通想说的话越来越多，便动手写了一篇答复吴景超的文章，《小康经济——敬答吴景超先生对〈人性和机器〉的批评》，发表在11月8日出版的《观察》第3卷第11期上。
在这篇回应文章里，费孝通答复了吴景超提出的种种质疑，并正面阐述自己关于乡土工业的一整套设想。他的想法是着眼于当时国力衰弱、民生凋敝的现实，寄希望于更新中国乡村中农工互补的传统，使包括乡村手工业在内的乡土工业能够切实地发挥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如费孝通所说，他们两人在中国工业化的长远目标上是一致的，分歧在于针对当时“劫后灾黎”遍布、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社会现实，他提出了一套过渡性的办法，期望达到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经济标准，而吴景超则更看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工业化的问题。
吴景超和费孝通都关注中国工业化的目标，但因治学路径的差异，彼此的思想主张差别很大，也因此发生了热烈的学术辩论，在辩论中，彼此的长处也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费孝通从社会人类学的微观研究出发，对乡土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解及对当时农村经济濒于破产和消费性城市的畸形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都表明他对国情具有深刻的把握。吴景超熟悉西方国家的发展史，更擅长把握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希望以顶层设计推动中国逐步追赶上西方国家的发展脚步，他的世界眼光是非常开阔的。
当时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潘光旦、吴景超、费孝通彼此之间有深厚的私人情谊，但学术上各有特点，有些相差很大。他们之间发生过不少学术上的辩论，但从未因辩论而损伤个人的情谊。1988年5月14日，费孝通在纪念吴景超学术思想讨论会上感慨地说：“这真正是一个百花园。大家相互帮助，相互尊重，而从来没有相互排斥、相互扯皮过。所以，这种风气值得我们后一辈人学习，特别是最近的一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