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平台近年来，国家中心城市被高度关注，如去年发布的《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指出：“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优化发展直辖市、省会城市等中心城市”。
“加快中心城市建设，承担国家战略使命”成为了中央对地方的殷殷期盼。地方政府也较之以往，更加积极地提升省会城市首位度，打造区域增长极。
然而，在各项经济指标上都排行前列的“苏大强”在这个指标上却连续多年倒数，省会南京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占全省的比重多年维持在低位，和另一个强省省会——山东济南同为难兄难弟。
2018年末的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整改中，南京被点名“省会城市功能作用发挥不够”。“提升南京省会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被写入了2019年的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江苏省报也特意推出整版报道《从“你们南京”走向“我们南京”》。
面对成都、武汉、郑州等国家中心城市的加速崛起，江苏和南京的省会焦虑，不言而喻。
2020年，依旧是熟悉的剧本。一方面是南京GDP总量的持续增长，GDP排名获得了历史性突破，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跻身全国十强；另一方面，在省内的经济首位度排名依然是倒数第二。
提到这个 “痛处”，就不得不提到省内的另一城市苏州，长期以来南京的经济总量和人口长期以来都和苏州有较大差距，相对于其他省内大城市也没有绝对优势。宁苏之争中，似乎苏州还是力压南京一头，江苏十三太保里，南京自然难以压服众人。
但这样的粗略描述，却是忽略了南京的强大的综合性功能优势和近年来经济实力的高速成长。
南京城市的综合性功能优势，在省内首屈一指，作为江苏省内的科教文化中心，南京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学数量，机构本外币存贷款等指标上也担得上江苏首城的地位。
最直观的进步在于和苏州差距的缩小，在改开初期的1980年时，南京GDP还略高于苏州，但随着苏南模式的兴起和对外开放的深入，苏南率先吃到了乡镇企业发展和外资投入和对外出口的红利，南京也从此开始逐渐在经济总量被苏州拉开差距，1985年时，南京GDP总量降为苏州的87%，到2008年时，南京GDP降至苏州的54%，地级市几乎是省会的两倍。
这一年，也是两地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捩点，全球危机呼啸而来，外贸大受挫折，中国经济也开始告别对出口的高度依赖，在国内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下，国内政府主导的投资开始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作为行政中心的南京所得到的投资自然更占优势，而对外贸依存度高的苏州经济则经历了些许波折和调试。
在那之后，南京与苏州的差距开始显著缩小，GDP增速常年保持优势优势，2020年南京GDP总量约为苏州73.5%，差距已连续三年收窄。南京的经济增速，和其他大体量的明星城市和直辖市相比，也是十分出色，尤其是2015年后，较深圳、天津、重庆等都有显著优势。
而在人均GDP这一关键指标上，南京的进步更是突出，2003年南京只及苏州的57%，但到去年已以微弱优势超越苏州和上海。南京也是人均GDP最高的省会城市：去年比第二名杭州高18%，比第三名广州高19%。
如果说综合性功能优势是南京的天然继承的先天禀赋，那么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却有赖于积极谋划的产业升级。不到二十年前，南京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重工业城市，化工业在南京城市产业体系中曾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十五”（2001—2005年）期间，南京推进以“石化、汽车、电子、钢铁”四大产业为支柱的工业发展，培育形成了一批龙头企业和产业基地，就有梅钢、南钢、南化、金陵石化“两钢两化”这样的杰出代表，重化工业工业产值占据全部工业产值的1/3。随着城镇化的迅速推进，南京也一度陷入“重化工业围城”的困境。
在产业升级的和环境治理的大趋势下，南京开始了高效的产业转型，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加速培育新兴产业，目前的南京形成了“4+4+1”的主导产业体系。四个先进制造业主导产业：新型电子信息、绿色智能汽车、高端智能装备、生物医药与节能环保新材料，再加上现代服务业四个主导产业：软件和信息服务、和科技服务、文旅健康、现代物流与高端商务商贸，最后一个“1”是加快培育一批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
南京市各区当下支柱产业及未来重点产业布局情况，整体亦和“4+4+1”主导产业体系相吻合，市中心的鼓楼、秦淮、玄武区主要以高端商贸、互联网、文化旅游、软件电子商务等第三产业为主；江宁区定位工业区，以包括汽车制造、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主。“宇宙中心”河西所在地建邺区，云集了互联网大厂和机构，定位数字经济和业；软件大道所在地雨花台则以软件和信息产业为主导；坐拥仙林大学城的栖霞则以科技和信息服务、人工智能、绿色智能企业等为主导产业，此外打造有；而江北新区则吸纳了南京高新区、南京化学工业园区、南京海峡两岸科技园、浦口经开区、六合经开区等5个园区和顶山、葛塘两个街道，成为综合性的制造业强区。
在我国，根据发展水平的差异，省会的首位度呈分化特征，内陆省区“一城独大”，沿海省区往往是“双城记”，首位度并不突出。江苏省内的宁苏之争，山东省内的青岛和济南、福建的福州和厦门等等莫不如此，而内地省会如武汉、成都、西安等在省内首位度则无比突出。这一点从人口流向就可看出，第七次人口普查分省人口增长率的分省图，沿海和内地的人口增长格局就有着显著差异，内地省份几乎是省会一枝独秀的高增长，形成环省会的人口流出地带。而沿海省份，则有着更多的人口流入地。
中心城市的首位度绝不是越高越好，一般而言是随经济发展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Ｕ型变化。提升南京首位度，江苏省也并非以行政力量扭曲市场，发起一场省内的内卷，而是着眼于整个长三角均衡发展的角度。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还需要带动皖南、皖中以及省内淮安、宿迁等地，这是南京当然不让的国家使命，强省会，还要搭配着都市圈。
一个以南京为核心，地跨苏皖两省的南京都市圈已经成型，并且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政策背书。在最新发布的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南京都市圈的定位获得提升：南京都市圈与合肥都市圈协同发展，打造东中部区域协调发展的典范。今年4 月，国家发改委批复《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这个包含10 个地区、面积6.6 万平方公里、人口3500 多万的区域，2020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1750.78 亿元，经济总量首次突破4 万亿。
在江苏省内，自北向南分布着三个都市圈：徐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其中徐州地处中原，且辐射带动能力有限，周边地区发展程度也不高；苏锡常都市圈实际上是上海大都市圈的外延和腹地，产业结构和上海高度互补。
提升省会首位度，还有一条捷径，那就是通过行政规划调整，实现城市辖区的扩容，不仅可以拉升经济总量和人口，还可以获得大量城市发展空间。譬如2019年济南合并莱芜，使得当年济南GDP 首度跻身全国20 强。而合肥在获得巢湖市大部后，也让巢湖变成了内湖，并大举向南开辟滨湖新区。
而南京的东向发展，也确实面临着土地受限的问题。东部区域丰富的产业和智力资源有着向东溢出的趋势，和镇江句容的人员产业联系日趋紧密。南京多年前就提出了宁镇扬一体化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提议南京东扩吸纳镇江或者镇江最西边的句容，一直也颇有呼声。
向西和向北的安徽，对南京的向心力也一直很强，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在疫情发生前，南京流动人口主要来源地的第一、二、五位都是安徽城市，分别是马鞍山、亳州和安庆，三座安徽城市移民就占了南京流入人口的33%。
南京各区也担负着不同的区域协同使命，江北新区链接着苏中苏北和安徽，南京东部地区则要充分利用密集的科教资源，向东继续强化宁镇扬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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