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要素、地理条件、政策倾斜、大投资……其实都不尽然，但长远的眼光和不急功近利的耐心，一定是重要的先决条件。
以前，土地成本低、劳动力成本低，加上大规模城市化建设，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只要凭借资源要素优势，增加产线，扩大投资，GDP起来不难。
现在这种“粗放型发展”行不通了。城市化接近尾声、人口见顶、老龄化社会加速迈进，全社会必须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旧模式中出来，走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武汉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在过去40年的狂飙中，奠定了国家工业重镇、中部第一大市的地位。面对新一轮科技变革带来的机遇，武汉到了一个选择的关口：是赚今天的钱，不问来日，还是培土撒种，做长期主义者？
6月29日，顶尖杂志Science（《科学》）发布了一篇关于里德堡莫尔激子的最新研究成果。胡倩颖和詹真共同位列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詹真是一名武汉大学博士后。武汉大学袁声军教授和中科院物理所许杨特聘研究员为共同通讯作者。袁声军团队的研究人员亦参与其中。
量子产业是武汉瞄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2021年7月，武汉大学、中科院精密测量院、华中科技大学共同组建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揭牌当日，湖北省长出席。成立不到两年，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已取得瞩目成绩。
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不久后，武汉市委书记郭元强到研究院调研时，勉励研究院在量子科技领域取得更多高水平原创成果。
在创新链条的企业端，武汉亦有收获。近日，武汉有103企业入围第五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总数量将达到309家，位列全国城市前列。
前段时间，武汉市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促进创新投资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投入力度；建立优质科技型中小微企业项目库，投早、投小、投科技、投创新。
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投早、投小……此时的投资逻辑，已经和以前有很大不同。从“今天投入，今天就要收获”到“今天撒种，明天结实，后天收获”。创新驱动时代，拼的是城市的耐力。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阐述最为经典。熊彼特认为，如果仅仅是人口和财富的增长所表明的那种增长，不能称作是发展过程。创新是从经济体系内部革新经济结构的过程。
他认为，创新是一种新的组合过程。生产产品时用新方法使原材料和动力的组合发生“变革”，新组合通过竞争消灭旧组合，从而实现“产业突变”，进而推动经济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
规模增长，是量的叠加。创新驱动，是质的突变。前者不改变旧模式、旧结构，后者必然伴随旧事物的消亡。
历史上有一个经典的失败案例，柯达公司的破产。在胶片时代，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打赢柯达公司。它守住了自己的技术壁垒，牢牢占据胶卷市场。结果，柯达不是被同行打败，而是被另一个技术的“突变”打败——数码相机。外界普遍认为，柯达在数码时代反应迟钝，错失发展良机。
一家公司如此，一座城市亦如此。在新的时代到来之时，固守过去的传统优势，只会被时代淘汰。而主动拥抱机遇，寻找新的“突变点”，会带来不可预估的指数效应。这一点武汉早已尝到甜头。
位于武汉东南角的东湖高新区，又称光谷，是光电子信息产业的前沿阵地。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这一万亿级规模产业形成的“突变点”，是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一个厕所旁的简陋实验室里。1976年3月，科研人员赵梓森手中，拉出了新中国第一根石英光纤。当时的他或许想不到，“一束光”从此点亮了一座产业新城。
从撒下一粒种子，到结出产业的果实，光谷走过了30余年的历程。没有历届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定力，就没有现在的光谷。
而今，武汉更需要类似的创新，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乃至经济结构的转型。武汉是一座以重工业为主的城市，央企和国企是重工业发展的主导者。钢铁、汽车等行业在改革开放后，发挥了经济压舱石的作用。偏好大投资的重工业，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创新的发展。一个数据是，反映城市内生造血能力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指标上，武汉一直处于偏高状态，2015年达到73.24%。此后有所下滑，在2017-2021年中，占比仍超过50%。而北京、上海、深圳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在30%以下。
武汉提出加快把科教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是基于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趋势之下，武汉必须打头阵，舍弃老路，革新基本范式。同时，这也启示出武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着力点和突破点：充分发挥科教人才优势。
美国硅谷，以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理工学院等世界知名高校为依托，汇聚了200多万高科技人员、谷歌、脸书、惠普、英特尔、苹果、思科、特斯拉等超一万家科技创新企业。
光谷，堪称武汉“硅谷”。这里聚集了42所高校、56个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院所、30多万专业技术人员，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位居中部地区第1位。
在光谷的企业，许多都有高校或科研机构背景。比如，代表光谷在激光技术最前沿的华工科技，依托华中科技大学而诞生，2021年才完成校企分离改制。烽火通信的前身，就是诞生我国第一根光纤的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正是具备这种高校、企业紧密联系的基础，科教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才是一条实实在在的、可操作性强的路径。
这条创新驱动的路上，围绕“三家”（科学家、企业家、家）和“四链”（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进行。如何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武汉的探索是超前的：理顺政府、高校和职务发明人三者之间的权责关系。
过去，高校、科研机构对于科技成果没有自主处置权。武汉干了一件开全国先河的事：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处置权、收益权“三权”改革。
2014年3月，武汉出台《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高校科研院所职务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的意见》，也被称为“汉10条”。
每一条改革力度都不小。比如，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外，“汉10条”赋予高校及科研机构完全的成果自主处置权，不需要由教育部审核同意后报财政部审批。处置收益也不再上缴财政，全部留归单位，并规定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所得净收益，最少70%、最多100％归参与研发的科技人员及团队所有。
光谷是科技成果转化的试点。2012年，光谷发布“黄金十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处置权、收益权、使用权”破冰。2017年，光谷发布“新黄金十条”，在“所有权”上更进一步，支持高校院所和职务发明人共同申请专利，按“三七开”比例分割知识产权。东湖高新区“十四五”规划中提到：探索科技成果转化“四级跳”模式，完善成果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管理体系，推进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所有权试点。
以光谷为核心承载区，武汉市正强力部署推进光谷科创大走廊，目的是通过打造科学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先进制造中心，促进从创新链到产业链的整体布局发展。
从创新驱动的顶层设计到末端枝节，这些行动也许无法带来直接、即时的收益，但今日撒的种，等到明日必有收获。半岛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