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工业革命之前彼得大帝向西方主动学习科学理论算起，到二战后苏联的巅峰时期，再到如今俄罗斯的一蹶不振，时间跨度已经超过300年，期间曾探索过各种社会体制。直到今天，俄罗斯仍然看不到再次崛起的希望，目前只是以国防重工和资源出口为主，在农业、轻工方面没有成本优势，
二战后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间产业转移的浪潮下，受地理条件限制，决定了前苏联的工农业发展和人力劳动的成本都比中低纬度的国家高昂，即便采用粮食进口、工业低附加值环节进口的方案，仍然存在贸易利润分配和跨境运输等额外的过程成本，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同样面临此问题。俄罗斯国土虽大，但全境气候寒冷，农作物类型少生长慢，光是冻土就占全国面积63%，剩下37%水热条件也不好，全年工业有效劳动时长低，漫长的冬季工人生产也要额外供暖。工业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要想工业蓬勃发展，要么高技术要么低成本，或者市场空间大也行，不占其一就会逐渐丧失优势掉入“拉美化”的陷阱里，俄罗斯就处于这样的窘境。技术上比不了欧美，成本上又比不了中国、东南亚以及将来的非洲，国内市场狭小，世界市场主因没有成本优势，次因被西方打压。凭借重工业（军工）尚且还够俄罗斯吃些老本，只能靠卖卖军火和石油天然气这种东西才能维持得了生活，其他工业领域则不再具备优势，目前的寡头经济也无法刺激社会竞争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说俄罗斯的未来很难再看到希望，留下前苏联的圣光当做信仰来追忆就好。
回望历史，沙俄是一个很早就意识到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国家，知道科学理论和机械应用对国家的强大至关重要。沙皇彼得一世是个高瞻远瞩的领导人，在1697年还没有诞生工业革命的时候，彼得大帝就看中了西方的发展，亲自旅欧做过学徒，学习科学理论和制作技艺，强势推行西化改革。沙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对旧体制的改良未免有些投鼠忌器，而且反对改革的声音始终不断，纵然彼得大帝意志强硬，但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生产关系、破除农奴制，毕竟农奴制是封建统治的根基，由统治者发起的改革，不可能用来推翻自己。不破除农奴制，与工业革命以后对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工业生产的要求相悖，农业大国既没有足够的工业技术人才，又抢不到农奴作为劳动工人，如何去响应彼得大帝的工业化改革？一个农业国家，受过科学教育的国民有多少？连弄懂技术图纸都是问题，要想建立复杂的近代工业体系，简直是天方夜谭！
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扩散和俄国改革步伐的缓慢进展，俄国资本家和受教育群体的势力始终在不断壮大，迫使沙俄在1861年宣布废除农奴制，因此有更多的农民进入到工业生产领域，这时的俄国迎来了工业上升较快的时期，到了1900年工业总产值比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时候增长约6倍。但与当时世界上的工业强国相比，工业化程度依旧不够高，更多是以1.75亿的人口规模来补足工业化程度低的短板，而工业总产值排在沙俄前面的美德英法，当时的人口总量分别只有9730万、6690万、4560万、3970万，成倍的国家规模，工业总值却落后于这几个国家，可想而知在1900年，沙俄与世界强国的工业差距仍然很大。
废除农奴制取得暂时的工业成就，不过是统治阶级面对资产阶级的妥协，统治者始终还是那个统治者，在旧体制框架下仍然存在很多不利于工业发展的因素。工业拥有更强大的生产力，这决定了工业取代农业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主导，无非只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由掌握工业的阶级来颠覆靠农业基础建立的统治阶级不过也只是时间问题。
1914年一战爆发。1917年战争正酣，俄国作为参与方，使得本就矛盾尖锐的国内形势雪上加霜，处于饥寒交迫中的人再也无法忍受沉重的压迫爆发了二月革命，结束了专制。这时期存在两股政治力量，一个是代表俄国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另一个是代表工人农民的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二月革命的主力是无产阶级，但革命后掌权的却是资产阶级，主导力量反扑夺权也在情理之中。恰好临时政府措施不当，发生了七月件，社会矛盾被进一步激化，最终爆发了十月革命，以列宁为首的工人阶级苏维埃政权登上俄国最高政治舞台。
1918-1920战时——维持苏维埃政权。新生的苏维埃面对来自国内资产阶段叛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内忧外患，加上天灾导致严重的粮食危机并逐渐发展成为政治危机，为了维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只能通过战时的政策才能最大限度集中全国资源优先投入到军事作战用途。其中四大条分别是1.无偿征收农民粮食；2.大中小企业全部收归国有；3.必需品的国家垄断经营和实物供应配给制；4.全民义务劳动制，不劳动者不得食。
虽然战时能够短时间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优先保障军事供应，但强迫上交和变相压榨并不利于长期维持国民的生产积极性。试想一下工人或农民勤奋努力生产出来的东西，留给自己的仅仅只是国家给的定额指标，超过定额生产的部分要全部归公，不管是否努力而得到的东西却是一样，还能激发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吗？这样的政策让国家侧重发展的物资（通常是军用品，跟人民生活无关）可以按照生产定额在短时内大量制造，但不侧重发展的物资（通常与人民生活需求息息相关）却变得十分匮乏，长此以往不仅损害人民生活水平，也损害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健康活力，因此当1920年二战结束，苏维埃政权危机化解以后，战时已经不再适用于常态化的国家建设。1921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战时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这时四大条变成1.固定粮食税，允许农民售卖自己的余粮（交足国家的，剩下就是自己的）；2.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经济规律，在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前提下，提出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力，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小型工厂的私有化和外资投资（小资不算资）；3.恢复货币商品贸易体系；4.实行劳动工资制。这个时候的苏俄其实是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跟某国似曾相识），列宁自己也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力，是进入社会主义的入口。
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成立，与此同时也越发受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围堵和军事威胁，要想立竿见影提振国家军事实力，就必须通过建立重工业体系来提高装备制造水平，生产大量军备武器，但是当时的苏联重工业跟西方世界对比仍然落后，无法独立生产飞机、汽车，也没有现代的化工业。没有完整的重工业体系，根本无法制造军用武器，苏联对重工业的渴望达到了十分紧迫的程度。
1924年列宁逝世后换斯大林上台，在1925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增强国防军事实力，由于紧迫的形势和斯大林的强硬作风，没有完成计划经济任务的同志将会受到严厉的政治处罚，辞职是不可能辞职的，这辈子都不可能辞职，被迫辞世倒是有可能。农业领域的改革是在1927年实施“农业集体化”，对富中农进行大清算，除了去城里参与工业化的，所有农民必须义务参加集体农庄劳动，用“工农剪刀差”理论刻意降低农业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把中间盘剥的价值向工业倾斜。工业领域的改革则在历经了多年的筹备、论证、修改后，终于在1928年开始正式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要求国民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定在22%左右，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主导，在开展全面细致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的国家发展战略规划，承担此项任务的机构是由古比雪夫领导的国民经济委员会，苏联的五年计划开创了世界首次由国家强制、权力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斯大林模式。
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恰逢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欧美迫切需要化解国内的过剩产能，向国外输出资本和技术，这给苏联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绝佳时机，“拿来主义”的优势是在他国不进行技术封锁的前提下，用钱可以马上换取别人的技术，跳过漫长的发展周期，以极快的速度进入工业化。
苏联前两个五年计划中，有一半以上的项目有美国人员或技术参与。1928年苏联用100万金卢布邀请美国麦基公司以美国钢铁公司格里工厂为模型，帮助设计全套“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的图纸，甚至细化到每颗螺丝，动用了超过450名美国工程师制图，由于该厂拥有技术后发和规模优势，首次建成就是当时世界最大最先进的钢铁联合企业，是苏联一五计划时期最大的单一投资项目。1929年开建的第聂伯河水电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水电站，建造过程聘请了美国技术专家，引进了美国技术设备。高尔基汽车厂是1930年照搬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图纸建造的新厂。1929年欧洲最大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是建于美国再拆运至苏联组装的，哈尔科夫拖拉机厂设备是德国和美国制造的，并由美国人担任建设总工程师。在飞机和航空发动机的生产方面，由美国直接供应或给予技术援助。1932年，在西方世界普遍还处在危机的阴影下，全世界有一半的机器设备出口到苏联，与此同时苏联无法立刻提供数量庞大的受教育人口调试、操作和维护机器，所以必须引进大量的工业人才。由于西方的经济危机和高失业率，对比之下是苏联的国家建设正如火如荼进行，全球最大的移民接收国家——美国，也首次出现向外移民的倾向，经济危机期间先后有大约10万美国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申请移居苏联，这还没包括欧洲地区的移民数量。
1933年1月，苏联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9个月完成。在4年3个月的时间，苏联建成了1500多个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大型企业，首次出现了拖拉机、飞机制造、汽车、重型机械、机床制造、化学合成工业、精密仪器制造等新兴的工业部门。其中，机器制造业产值比1928年增加3倍，苏联的石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产量位居世界第2欧洲第1，各种工业装备大部分能在国内制造，初步建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由1928年的48%增长为71%，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使工业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增长幅度之大，是世界工业史上绝无仅有的。
1934年1月，苏联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继续保持工业的高速发展，期间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斯达汉诺夫”劳动竞赛运动，在1937年再次提前9个月完成。“二五”计划期间，苏联又有4500个大企业建成投入生产。
经过两个五年计划，苏联总共建成了6000多个中大型工业企业，并形成了产业集群效应，基本建立起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有了钢铁、飞机、汽车、拖拉机、现代化工、重型机械、精密仪器等部门，工业布局有了很大变化，管理水平、工人技能水平和实际产能都得到极大提高。比如苏联在东部地区兴建了乌拉尔—库兹涅茨克钢铁、重型机械、煤炭基地，新库兹涅茨克钢铁等大型工业基地，伏尔加—乌拉尔石油基地，在远东地区的阿穆尔河流域兴建了共青城飞机制造厂等；又在中亚兴建了塔什干食品加工和畜产品加工基地，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了机械化采矿基地等。当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在1937年超额完成的时候，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经占到全球的10.6%，一举超过德国、英国、法国，跃居欧洲第1，世界第2，
苏联“五年计划”的精髓：1.科学性。由国家委任专业机构（国民经委会）做全面细致的调研和规划，这项计划方案前后花了4年有余的时间，并做了多次修改，最终所有版本加起来有几千页纸，耗费如此精力，目的是为了使计划方案尽可能的详细准确，大规模设计国家建设的发展方向属世界首创。2.执行力。动用国家权力强制执行，投入资源高度集中在特定领域的指令性计划，完不成任务的官员将受到严厉的政治惩罚。客观因素：西方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大量的资本、人才、技术设备等有很大的动力转移到苏联谋取利益。
二战胜利后，苏联仍然在实施以五年为一个周期的建设计划，整个西方世界对苏联的强大无疑是感到恐惧的，一个强大的苏联不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所以才有了所谓的意识形态对抗。意识形态从来不是国家对抗的原因，只是煽动对抗的借口。经济大萧条的时候西方可以把大量资本和技术转移到社会主义的苏联帮助它快速实现工业化，而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冲突，西方又停止对它的打压了吗？意识形态说简单点就是“哪种制度好”，发展到今天无非相互借鉴，没有绝对而言，只有国家利益冲突才是对抗的根本原因。当国家利益达成一致，所谓意识形态其实并没有多么重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产业转移浪潮下，苏联因地理水热条件造成的成本劣势逐渐凸显，1991苏联解体，直接原因是改革失误。作为一个看似坚不可摧的超级大国，却同时面临着内忧外患，比如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民众生活水平偏低；包围在西方冷战的围追堵截下；在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中落后等。苏联的工业化很大程度依靠的是从西方购买。“买来主义”虽然在特殊时期（技术不封锁）的前提下追赶先进国家非常高效，但国家之间竞争才是常态，最先进的技术别人永远不会出卖。当工业化追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市场上已经买不到更先进的技术，必须自力更生，这个时候科技创新就显得非常重要，也意味着要激活社会的竞争动力和创造力。这一阶段再使用计划经济已经不适合社会发展，想要真正强大必须进行改革，主要是改变计划经济体制，用市场力量刺激良性竞争，从而以更高效率推动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并跟上第三次技术革命。受西方冷战布局和策反战略的影响，苏联在精资分子的带领下在改革过程中发生重大失误，最终被“和平演变”，苏联解体。
俄罗斯继承苏联最大衣钵，听信西方实行“休克疗法”，直接被资本家通过内外勾结和娴熟的运作手段，以极低的价格疯狂收割国家的优质实体资产（工业设备、自然资源），除了大部分军工企业，差点没把前苏联的老本都卖光了，GDP从1991年解体时的5120亿美元直降到1999年不到2000亿美元。不要站在道德高点讽刺资本家如何运作，其实人都一样，只要钱足够多，他甚至可以卖掉绞死自己的锁链！国家是什么？某种角度而言，它本质上是一种集体化的意象，与信神信上帝没有本质区别，在个人利益面前，谈集体意象似乎有点遥远！大量企业和资源垄断在财阀寡头手中，人还是俄国人，对国内资源的交易可以到达全世界，而那些优质的资产却早已不再属于这个国家。如今，俄罗斯正从这场低价贱卖国有企业的灾难中逐渐恢复，但要重现往日鼎盛已是痴人说梦。
由政府决定经济建设，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但这跟苏联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很强的相关性。资本主义国家则由资产阶级的原始积累逐步发展而来，掌握政权的是资产阶级，大家更关心的是自己的产业和资本，铁打的资本流水的国家，如果有利可图自然会把资本和产业转移到国外，所以在资本主义世界，政治是为经济服务，掌权的资产阶级对国家的概念比较模糊，关注切身利益更加重要。但是对于无产阶级政权来说，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更准确来说整个国家就是产业，切身利益已经和国家捆绑在一起，因此对国家的管控更加强势，经济是为政治服务。好比国家就是一个巨无霸企业，那么由国家主导一切就如同董事会决议一样理所当然。
这种以国为家的制度好不好呢？辩证看待吧，所谓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最终是以能否充分释放全社会的生产力来衡量。如果太过剥削压榨，社会没有创造价值的积极性；如果太过轻松，人性懒惰贪图享乐难以创造价值，关键在于施加适当的竞争压力，才能让全社会保持经济健康活力，源源不断创造实际价值。如果它是开明的，强势的国家政权不会因为受到任何资本的左右而变得动荡不安（尤其是外资的进入和撤离），强势的政府难以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集中国家力量坚定不移强制执行管理政策，如果人民生活水平能够随着国家的富强水涨船高，哪怕是独裁（终身任期制、世袭制、一言堂之类），就一无是处吗？某些国家的政治强人时期，强硬的手段反而把社会治理得更加繁荣，例如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等。反之软弱的政府又能指望它干些什么？遇到外部压力就要放开市场，让外资冲垮自己的产业吗？或是面对既得利益集团显得投鼠忌器，从而阻碍政策的实施进程？专制有其不好，但绝非一无是处。所以评价制度的好坏不在于形式，也不在于迎合因政治需要而故意宣传的价值取向，关键在于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民生水平带来的根本结果。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有很多政策借鉴了苏联，但自1978年改开之后，中国已经顺利毕业，很多时候需要主动探索更适合自己的制度，尤其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也暴露了苏联制度的缺陷。既然需要自己探索，“中国特色”值得冠名，至于其他，红茶加咖啡，它既不是红茶也不是咖啡，而是一杯混合液体，好不好喝要在未来看到结果才有答案，硬要宣传它是一杯茶，而且很好喝，还不容置疑，这就没什么意思了，这难道不是在掩耳盗铃，欲盖弥彰吗？世界不到200个国家，人均产值排80，且分配不公连基尼系数都不愿公布，不见得就有多奇迹；但是国家面貌和人民生活水平确实在短短几十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建立了世界上最完善的工业体系。既然结果是好的，就应该保持绝对的制度自信，与其用无数个谎言去圆谎，不如堂堂正正，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前并不是马列所描述的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独创。当然，好制度不是中国独有，我相信那些表现亮眼的国家一样有自己独创的符合自己国情的制度，但无论是什么神仙制度，其最重要的核心一定都是在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定位每个国家所在的历史阶段，客观分析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突破办法并保持制度自信是相当必要的，不然遇到困难容易动摇并被西方倾覆。实际上每个国家在遇到历史转折的时候都面临着不同的困难，找出根本原因才是解决的开始。西方领先并不是因为制度优越，只是他们更早完成工业化，占领了技术和市场制高点，并建立起专利技术保护和市场准入认证的双重壁垒，而且转移了生产矛盾到发展中国家，加上和军事霸权，从而能够最大程度分享全球化的红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