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时代起，我就很疑惑，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高中历史书上一句话盖棺论定：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老师也从这个角度论述，但我总觉得隔了一层。后来，又看过许多书、许多文章乃至自媒体时代的视频，见过形形的解释，始终不得头绪，直到看了1958年论述资产阶级权利的文章，迷思才豁然而解。
先放我的结论，苏联解体固然是众多原因同力的结果，但根本原因是：没能妥善处理资产阶级权利（可简称“白色权利”）。其他多数原因都是这个因素的外在呈现。
有些胖友可能会质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般谈到国家兴衰时，我们的最终归因都会落在经济领域，可这条不是啊。不，这一条恰恰是最深层的经济原因。因为它的亲爹是私有制。
接下来，咱们先把上面这些原因都捋一遍，谁主谁次自然分明。和平演变那条就不提了，那是外因。强大的堡垒总是从内部瓦解，和平演变这条因素只是个推手罢了。
是王朝覆灭吗？好像不是。虽然我们经常说“苏联之亡，亡于勋宗”。但这个“亡”如果翻译成“苏联灭亡”明显语感不顺。
因为在“苏联解体”这件事上，我们习惯用了古代王朝兴替的视角去看。可是，苏联解体和古代王朝覆灭有个根本区别：没有发生底层暴动去推翻政权，统治集团也只是改换了头面，比如原来的厂长摇身一变，成了大老板甚至寡头。
先放我的结论，分家的直接原因是财政危机，根本原因是没有利用好资产阶级权利的正向作用；变色的直接原因则是隐性的官僚资本主义，根本原因是没有防范好资产阶级权利的负面影响。
中央财政与统一局面是彼此的守护天使。没有中央财政，统一局面就无法维持；没有统一局面，就不能形成中央财政。
通常的历史逻辑是，一个政权先通过军事手段强势统一，形成中央财政，而后中央财政与统一就形成绑定关系；等到王朝中后期，中央财政拮据，地方势大，王朝就会陷入分裂割据。
这一点我在《漫谈中晚唐财政危机》那期节目里详细讲过了，土地兼并导致唐朝税基萎缩，府兵制无法维持，唐朝财政困难，又需要花钱募兵，为了甩掉财政包袱，向节度使下放财权，于是节度使逐渐坐大，最后形成分裂局面，节度使坐大之后，截留税收，进一步削弱中央财政，由此陷入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唐朝灭亡。
早年间大家认为欧盟一体化进程会越来越深，事实证明，并没有。原因很简单，欧盟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而统一的货币政策永远不可能促成统一或类似统一的局面，统一的财政政策才能。货币政策往往导致两极分化，财富向少数主体集聚，强化离心倾向。欧盟内部早就形成了类似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格局。法国、德国其实就是宗主国，从希腊、葡萄牙几个国家吸血。
放大到世界也是一样的。世界范围内各国林立，显然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但是有个近似的统一货币政策，美国就是决策者，美元就是世界货币。美国乱用货币政策的结果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速两极分化，并且成就了一股逆全球化的趋势。
想想你是什么时候不听父母话的？一般是独立工作有了个人财政之后，父母的中央财政管不了你了。如果你收入远远高过父母，在家里就更有话语权了，地方僭越中央也有可能。所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极其重要，此前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自行其是了。
苏联也一样。苏联财政实行联盟、加盟共和国及地方三级体制。1956年以前财政高度集中，联盟层面通常占到75%左右，其中，1953年联盟层面财政收入占比高达81.5%，在此期间苏联加盟共和国就算闹出什么民族问题，通常也形不成气候。
赫鲁晓夫上台后就不一样了，说是要改革，1957放权，财权也沉下去了，于是，联盟财政占比逐年走低，到1961年时已经腰斩，只有40.3%了。效果立竿见影，地方很快就不听话了，表现之一就是民族主义思潮。
苏联高层敏锐觉察到了，勋宗上台后开始回调。勋宗纵有百般不是，但这步操作算是给苏联续了命，到1980年时，联盟财政占比回升到了60%左右。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摩拳擦掌，很想有一番作为，但是党政系统内有阻力，这个阻力更多的不是来自直接的反对，而是你想干什么事的时候，吩咐下去，党政机关的大佬们都会兢兢业业给你搞砸了。
戈尔巴乔夫把目光瞄向了最高苏维埃。作为机构，最高苏维埃的地位和职能类似于人大。有联盟的最高苏维埃（类似全国人大），也有加盟国的最高苏维埃（类似地方人大）。但是，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只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实际受苏联的党政部门领导。最高苏维埃成员选举的时候是上级指定候选人，而后进行等额选举。
具体做法是：取消候选人限制，实行差额选举，把苏维埃机构从原来的三级拓展成四级。先由全民投票选出人民代表，人民代表组成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苏代会”），苏代会再选出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产生主席团，戈尔巴乔夫自己当主席团主席。
新的最高苏维埃收揽立法权和行政权，这样，自己的改革意志不就贯彻下去了吗？
你会发现，不论古今中外，阳光之下还真是没新鲜事。大领导发现手底下人不听使唤或者不堪信任的时候，往往会选择绕开体制，另外集权。古代皇帝搞出了宦官集团，大统领搞出了外戚集团，印度从宗教入手集权，戈尔巴乔夫则试图另树苏维埃。
不过，戈尔巴乔夫的做法自掘坟墓，这实际上就是搞西式的票主选举。票主选举的过程更像是个表演舞台，谁能煽动情绪，谁足够夸张，谁足够激进，谁最终就能上台。民众毕竟不是理性的。
1989年3月，苏代会选举。这个过程可以用四个字概括，群魔乱舞。什么妖魔鬼怪都出来了。选举过程表现为体制内官员和激进民主派之间的竞争。而激进民主派往往都是知识分子。
结果可想而知，知识分子大获全胜。从总数上来看，当选代表中有20%是知识分子，其中九成是首次进入国家机关工作。越是城市地区，知识分子被选中的占比越高，个别地区高达37%。
各类投机主义分子也进入了政权，比如叶利钦，本来政治生涯已经到头了，结果靠着票选一飞冲天。老百姓爱听啥他就说啥，玩命批评苏共呗。莫斯科老百姓把他捧成了偶像，最终他竟然斩获了莫斯科90%的选票，从苏代会一路高歌猛进，最终入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次年，也就是1990年，苏联的加盟国也开始搞最高苏维埃选举。和前述的联盟选举类似，选上了一堆知识分子和投机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要么是民族主义者，要么是激进民主派，或者兼而有之。
大家可以回忆下我在《由缰小记·外高加索三国卷》讲过的，格鲁吉亚独立后第一任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一生酷爱写反苏小作文，先是被带请进去吃牢饭，后来又被请进精神病院，克格勃对他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1978年，西方搞事情，相中了他的感人事迹，提名他做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诺贝尔和平奖嘛，老套路了。
不过，他最终没能获奖。因为那一年另外两个人实在太耀眼——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这两人在美国斡旋之下签了《戴维营协议》，埃以和解。此前，埃及是一众阿拉伯兄弟的老大哥，带头和以色列生死对抗，现在，老大哥先和死敌握手了，那可是划时代的事情。
戈尔巴乔夫搞“民主化”改革之后，加姆萨胡尔季阿的人生就开始翻盘了。此前蹲监狱的历史刚好成了他的政治资本，声名大噪，他开始活跃起来，逐渐成了格鲁吉亚民族主义的意见领袖。所以，1990年10月，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选举，加姆萨胡尔季阿带着一干反对派依靠选票成功夺权，成为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主席，格鲁吉亚独立后成为第一任总统。
亚美尼亚那边也一样，《外高加索卷》我讲过，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是彼得罗相，他本人也是知识分子，语言学方面是超级大拿。1990年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选举时，彼得罗相带领反对派成功上位，成了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亚美尼亚独立后成为第一任总统。
至于俄罗斯，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当然是叶利钦。（既是联盟层面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成员，又是加盟国层面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
比如乌克兰、俄罗斯都通过决议，全部财政收入留归本共和国所有，而后酌情拨付给中央财政。中央财政成了要饭的。1991年1月-2月，中央财政收入本该是234亿卢布，但加盟国只实际上缴了70亿卢布（大约30%）。
中央财政要管基础设施、科教文卫、社会福利、国防军事、企业投资，没了钱，啥都干不了。尤其在苏联这种集中体制和单一所有制环境下，中央财政一旦瘫痪，直接会导致老百姓生活变差，老百姓则会进一步质疑体制，国家治理陷入恶性循环。
苏联沉疴已久，他认为得下猛药，没想到一副猛药直接把苏联送走了。他的改革只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就算没有戈尔巴乔夫，也会有个其他人。社会存在决定了会有这样的“改革派”上台。
在财政问题上，联盟层面和加盟国其实是陷入了存量争夺的陷阱。本来蛋糕就不大，所以，加盟国更要和联盟抢。前文说，中央财政的强势包括绝对强势和相对强势。刚才讲了那么多，实际在说苏联中央财政逐渐丧失了相对强势地位。而更致命的是，在很早之前，绝对强势地位就已经丧失了。
如果你学过财税，一定听过类似这样的话，财务是企业一切经营活动的最终投射。你干好干坏，最终都体现在账上。国家也类似，账亏了，那肯定是国家治理出问题了。
一提到苏联财政问题，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这么几个元素：石油、军火、粮食、禁酒、阿富汗。
关于苏联解体有个盛行的说法，说苏联后期已经成了巨型加油站，主要靠石油天然气收入苦苦维持，1986年油气收入占了出口额的一半，军火收入次之。八十年代美国和沙特联手做局砸低油价，苏联石油收入锐减；油价降低也导致海湾石油国赚少了，于是削减从苏联购买军火的订单，苏联军火收入因此也受了影响；与此同时，苏联粮食对外依赖日益增加，后期40%以上需要进口，一升一降之间，苏联就完了。
此外，戈尔巴乔夫搞了个禁酒运动，也减少了财政收入，三年损失了670亿卢布；阿富汗战争则是放血神器，十年耗掉了840亿卢布。
大家注意，我刚才的几大段讲述中其实混杂了两个概念——财政收支和国际收支。
财政收支的主体是政府，政府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财政收入主要是由税收和国企上缴利润贡献的，收支的载体是本国货币。
国际收支的主体则是国家整体，包括各类机构、企业及个人，是国家整体对外部世界赚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收支的载体是外汇。
但是，两者又确实有一定的勾连。企业从国外赚了钱回来，外汇就增加了。与此同时，企业从国外赚了钱，就能给财政贡献更多的利润和税收，财政收入也就增加了。
尤其是像苏联这种搞单一所有制的，在1987年《个体劳动法》生效前，基本上企业就等于国企，国企就是企业，所以，对外收入与财政收入有很高程度的联动性。比如，石油和军火订单减少的时候，苏联外汇收入和财政收入同时会受到很大影响。
到苏联末期，油气资源、矿物金属以及各类原材料产品已经占到了出口的六七成，工业品出口占比越来越低。
用雷日科夫的话说：“苏联的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以机器制造业为例，产品出口规模1980年到1986年并无变化，事实上大部分产品只卖到了经互会国家。西方资本家们购买的大概还不到整个机器制造业出口量的6%，这就是我们基本上只能出口原料的原因。”
（雷日科夫曾经和戈尔巴乔夫搭班，是1985年9月-1990年12月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部长会议主席类似于国家总理。）
以纺织服装这个行当为例，生产各类纺织机械的就是重工业，重工业需要砸钱研究技术、制造设备，通常是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直接生产衬衫裤衩袜子的就是轻工业，通常是劳动力密集型。
轻重工业之间有上下游关系，设备厂商造出了纺织机械之后，要卖给纺织企业，这样才能赚取收益，回笼资金。纺织企业则用买来的机械生产出衣服鞋袜，再卖给商家、消费者。
重工业轻工业消费者。这个链条上任何一个点出了问题，国家经济就要出大毛病。
其中，重工业决定轻工业乃至整个工业体系的下限有多高。在珠峰上建高楼，一层都比四川盆地的一百层要高。如果重工业没起来，那就是现在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熊样。
消费者是终端需求，是促进轻工业、重工业技术迭代进步的源动力。如果消费者大幅减少，比如出生率急剧下降；或者是经济形势变差、财富兼并，导致消费能力削弱，都会重创需求，反过来打击整个工业体系，这是全世界发达经济体都在面临的问题。
轻工业是重工业的需求端，轻工业不行，重工业就无法回笼资金，难以为继。试想一下，如果服装行业不景气，生产纺织机械的厂商要把设备卖给谁呢？这就是苏联问题了。
苏联重工业一直舍得砸钱，轻工业却没怎么搞起来。这么一来，经济循环的中下游就堵死了。这就是大家经常念叨的轻重工业失衡。
结果就是，重工业投资消耗着高成本，轻工业却没有变现应得的收益。收益与成本不匹配。
军事工业耗资巨大，却属于预防性支出，不像重工业有下游轻工业对接，除非战争打劫或者兜售军火，否则，军事工业缺乏变现渠道，因此，军事工业比重工业还要高成本。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苏联对阿富汗战争那么投入，对贩卖军火那么热衷。
因为重工业、军事工业是高度资本消耗，所以，偏重于军重工业的布局自然要求资源高度集中，资源高度集中就要求有强势的调配和组织权力，自然要求权力集中，于是，课本上那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就诞生了。
那么，内部循环如果堵死了，能不能搞外部循环呢？直接往外卖重工业产品（比如各种设备）？
还真就不太行。苏联设备型号和欧美各国基本不匹配，主要往经互会成员国倾销。但经互会国家大多也有苏联同样的问题，轻重工业失衡，轻工业很矬，自然对重工业设备的需求也缺乏后劲。所以，不论内循环还是外循环，苏联这套模式都走不通。
第一，军重工业路径依赖。大家知道，苏俄成立之初，就面临多方围剿，作为仅有的红色地带，整个西方世界虎视眈眈。处境危殆之下，苏俄后来是苏联必须重视军事工业，而军事工业又依赖于重工业，所以，军重工业一开始就是国家重心。时隔廿载，二战又来，苏联打了极其惨烈的卫国战争。前后两次大战，苏联患上了严重的战争威胁PTSD。
再加上美国在侧，苏联越来越重视军重工业，一刻不肯放松，政策、资源全向军重工业倾斜，农业、轻工业成为被牺牲的对象。这种发展模式久了，就形成了路径依赖，并且在体制内孵化出了既得利益集团。只有苏联继续往军重工业砸钱，这些部门的领导干部才能获取更多的资源，有更好的福利待遇，有更多的升迁机会。
苏联1985年~1990年财政收入依次是3726亿卢布、3716亿卢布、3784亿卢布、3789亿卢布、4019亿卢布、4520亿卢布。注意，是收入，不是盈余，这些年苏联财政毫无例外地赤字。
这么对比的话，阿富汗战争支出分摊到十年，似乎也不太多的样子。可是，转头看苏联整体国防开支，那就惊心动魄了，每年开支足有七八百亿卢布，大约占了财政20%左右。
所以，很多人都说要小心军工复合体，就是军事工业和政界勾搭形成的利益集团。军工复合体倾向于尽量地夸大战争危险，强调军事工业重要性，让资金、人才、政策等各类资源向军事方向倾斜。他们倒不是凑到一起搞阴谋，只是，共同的利益指向会让他们自发地形成一股合力。这股合力有利于自己，却不利于国家。
第二，红色阵营分工。1949年2月，美国在欧洲搞了个马歇尔计划，两个月后，苏联就对等整出了经济互助委员会，把红色阵营的小弟拉进来，大家实行专业化分工。其实就是一个跨国界版的计划经济体系。
苏联一向把重工业看得最重，重工业大头主要分给了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轻工业则主要拨给了东欧小弟（当然，这个也和地理因素、人口分布有关，我会放到最后一部分来讨论），至于古巴之流，直接被包养了，就负责给大家生产蔗糖，大家再以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购买。
可是，问题又来了。轻工业说是主要拨给了东欧小弟去做，但也只是相对而言，追溯历史我们都知道，那时候红色阵营大多都存在轻重工业比例失衡的问题。即便是东欧小弟，轻工业也没好哪儿去。而且，等到了1989年前后，东欧剧变，经互会名存实亡。对苏联来讲，生产轻工业品的小弟跑路了，一下子就加重了轻工业品的紧缺程度。
第三，国家资本与轻工业的非适应性。首先要明确一点，苏联治下，大多数时半岛平台间里，老百姓不是没有消费品，只是选择不多而已。经济崩溃、消费品短缺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苏联末期。
但是，国家按照指生产出来的消费品缺乏市场反馈机制，也就是咱们通常讲的，苏联搞出来的产品傻大黑粗。有个经典的苏联笑话，说苏联一年生产出的鞋子很多，但重量更加惊人。说白了，这种经济体制下，不是你需要什么我生产什么，而是我生产什么你就得用什么。
打个比方，大家都是学生时代过来的，学校给你安排的校服咋样？穿是能穿，但丑也是真的丑。要不是学校要求，谁穿啊。如果学校说，现在学校不要求穿校服了，你还买吗？
此时此刻，就需要社会资本出马了。国家资本往往与重工业更契合，重工业需要巨额资本投入、投资周期长、收益风险高、来钱慢，社会资本一般不会自发去搞这个（所以，先搞轻工业的国家很难完成工业化）；反过来，社会资本与轻工业堪称良配，它来自市场、返回市场，有高度灵活性，会自发去迎合消费者喜好，很容易带动起轻工业消费者这一节的循环。
所以，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国家资本搞好军重工业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轻工业扔给社会资本去发挥，社会资本带起轻工业消费者这一节循环之后，自然要对重工业产品有更高需求，重工业投入成本可以有效回收，整个“重工业轻工业消费者”循环就运转通畅了。
美国历史上搞过四次民，都成功消化了美国军事支出的沉没成本，并且给美国经济发展按下了起飞键。
互联网、芯片、卫星GPS系统什么的，曾经都是军事投入。最典型的就是互联网，前身是1969年美国国防部创立的“阿帕网”，政府这么多年把最难、耗资最大的基础投入做完了，等到比尔盖茨一代人出现，轻轻巧巧搬到民用领域，改变世界的互联网就出现了。
勋宗时代，别看苏联官僚过着修正主义生活，官方对所有制问题可是秉持着非常保守的态度。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国家计委副主席巴秋林曾明确表态，如果那么做：“是对全民所有制的‘侵蚀’，它孕育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复活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话是没问题，但他有一点没说，即便不搞市场经济，苏联官僚体系内，资本主义因素也已经在孕育了，并正在一点点侵蚀着全民所有制。
这也是解释苏联解体的一个经典原因——体制内的官僚们腐化变质，最后瓜分了苏联，曾经的掌权者成了寡头。
展开聊资产阶级权利之前，咱们先宕开一笔，说说民族主义。苏联解体根本原因的站队榜单上，民族主义应该能排进前三。
第一个层次，肯定。大学时代，我一度觉得民族主义应该就是苏联分家的根源了。苏联成立之初就细分民族，导致民族身份自我强化，给后来解体埋下了祸根。
而且，那时我注意到，苏联1924、1936、1977年三代宪法都明确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是主权国家，享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也就是说，苏联实际上是单一制国家，但名义上是联邦制国家。
别小看名义这个东西，和合同里的违约条款一样，大家关系好的时候，那只是形式，关系破裂，名义就会激活。
《外高加索卷》我提过，建议以加盟共和国组建苏联的，是列宁；斯大林反对，他认为，应该让它们以自治共和国的方式并入俄罗斯。自治共和国不是国家，现在俄罗斯内部也有，比如车臣就是，你可以把它看做是升级版的民族自治区。
后来进一步了解，列宁放眼的是世界革命，而斯大林从那个时候起，就已经奉行国家本位了。
列宁想的是，世界各地要相继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走了未曾设想道路之后，也要吸收他们加入苏联。
苏联全称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本身就是没有民族和区域色彩的国名，最终要实现的全世界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那个时候，苏联就是全世界，全世界就是苏联。要吸引更多民族加入，苏联的形式就不能太死板，要有一定的妥协性。
第二个层次，否定。后来我了解到苏联公投。1991年3月，苏联举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民公投，是否保留苏联。有80%的人参与了投票，整体投票结果显示，76%选民同意保留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同意保留苏联的赞成票比例分别是：
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六个加盟共和国了公投，但是，有民间有志愿者搞了志愿投票，除了亚美尼亚赞成票比例是72.46%以外，其他五个加盟国赞成票比例都在95%以上。
当然，这种志愿投票方式贡献出的数据有很大逻辑瑕疵，既然是志愿投票，不希望保留苏联的人可能压根就不会来参加，而且，志愿投票的参与人数连半数都不到。
有人硬抠选票细节，说这个投票希望保留的不是原来的苏联，而是成立一个主权国家联盟，还有的加盟共和国添有附加选项云云，以种种细节来论断苏联公投结果并不能代表大众对苏联的认同。实际上，这就犯了知识分子的考据病。普通老百姓投票才不会考虑那么复杂。
想想一张选票发下来，工作人员会怎么给老百姓传达投票的意思，肯定就是说，你希望保留苏联就选Да，不希望保留苏联就选Нет。设想一下，你拿个什么东西给你老爸老妈签字的时候，是不是就这样？
还有更简单的验证方法，到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旅游的时候，拉个老人问问，苏联公投的时候让你选啥。
加盟共和国的上层精英、知识分子大多是坚定的分离主义者，而多数普通老百姓并不是。还是回顾下2015年以前的互联网，那个时候，意见领袖大多是文科知识分子、企业主。当时互联网是个什么风气，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受他们偏见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城市中产、学生。意见领袖摇旗，后者呐喊，共同塑造了舆论的大方向。
想想你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那一辈，他们很多人上网只买东西、刷视频，不会去网上表达什么观点。还有大多数农民也不参与这些。也就是说，这些人政治倾向是不被表达的。
在网上待久了，你会感觉男女平权程度已经很高了，可是看到一些社会新闻、法治案件时，又会觉得匪夷所思，就是因为网上舆论的主力是城市中产、知识分子，这些人生活的环境确实男女相对平等，但那并不代表大多数。
回来看苏联，后期各个加盟共和国把持话语权的差不多都是公知。舆论风向就显而易见了。正如前文所述，1990年，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知识分子纷纷掌权，他们不希望看到支持保留苏联的投票结果，才会出现加盟共和国公投的情况。
至于现在那些前苏联国家的反苏倾向，都是解体后日以继夜的宣传洗脑洗出来的，老一辈还在怀念苏联，年轻人则普遍认为苏联是邪恶的。
第三个层次，否定之否定。说到这里，问题又来了，既然如此，那苏联解体时，各加盟共和国老百姓为啥不阻止呢？这说明，苏联民族问题还是客观存在啊。
打个比方就很好理解了，一对夫妻结婚多年，彼此折磨，筋疲力尽，但毕竟相处多年，感情还是有的。这时候，你如果发张选票给她，是否保留婚姻，她大概率选“是”（苏联公投）；罢特，假设有外力介入，导致两人离婚了，你问她还要不要复婚，她大概率不要复婚。
90年代初的苏联老百姓差不多就是这个心理。说到底，还是苏联的经济出岔子，人心散了。
苏联后期的民族主义，某种程度上是私有制因素催发的一种民族资本主义。初中时，大家思想政治课上应该都学过：民族从根本上来讲是私有制的产物，属历史范畴。
很好理解，那些牛羊和地盘是你们的，这些牛羊和地盘是我们的。因为私有才要区分彼此，才有了部落乃至民族的界限。
反过来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公有制更容易淡化民族界限。苏联前期没什么大的民族主义问题，是因为公有制观念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到中后期就不一样了，私有制因素重新萌芽，所谓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就出现了。
尤其是在绝对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陷入存量搏杀陷阱，私有制观念支配之下，纷纷利己，典型表现就是俄罗斯反对向其他加盟共和国做财政转移支付，这就是在分彼此，私有观念作祟。
前面提到的官僚资本主义也好，这里的民族资本主义也罢，苏联明明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因素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