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于“工业化”三个字的理解模糊不清，在这里我引用一篇文章，该文章很好地解释了什么是工业化以及工业化如何发展。
该篇文章是笔者在本世纪初在硅谷任协会会长期间由于与国内交流较多有感而写，曾希望能对中国的发展在方向性方面起到一些增加知识、开拓思路的作用，虽然又有很多年过去了，国内的发展很快而且有很多方面得到极大改善，但很多内容依然适合当今中国之现状。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是要走对路、选对方向，就会事半功倍，走错方向虽然也会有很大改善，但毕竟事倍功半。而当今国际局势是容不得那些发展道路过于波折的国家的，而且走错路再折回来也将浪费大量资源、错失发展锲机、增加发展成本，最后可能不仅赶不上人家，还可能越拉越远。
笔者在硅谷全程经历了美国信息化发展最快速、最高潮的阶段，不仅近距离仔细观察，而且身临其境，再加上深入研究、探索思考，感到对这一发展过程有非常深入的理解。同时也深深感受到，即使很有经验的研究人员只凭短时间的走马观花，恐怕也会失于全面或者错失关键细节而得到认识的偏差，另一方面，没有仔细观察、深入思考、认真研究，即使亲身经历全部也未必能悟出真谛，往往是把皮毛当真髓，那必然会导致方向性错误。只有认识正确、观念正确，明确区分很多事事而非的表面事物而追寻到真谛，才能订出真正正确的方向。
接下来，笔者将原文章发于此，希望各位参考指正，希望能对端正观念有所帮助。
这几年返国时在国内所听到的最热门的词语恐怕就是“与国际接轨”了。不分长幼，无别于行业，可以说耳熟能详，十分有意思。只从字面上来讲，与国际接轨无非是指改变自己，学习国外先进的东西，从而与世界看齐、保持一致。然而，学什么、怎么学，却有很多可以深思的地方。
中国，在二十几年前，还被世界上大多数人公认为相对于西方世界较为落后的国家。过去二十几年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可人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只是在追赶。或者，有很多人说，中国只是在学人家的，甚至只是在模仿人家的。即使有些改动以符合自身特点，基本上也只是跟着人家跑而已。无可厚非，我们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承认这一点。
学，没有什么不对。人家的东西，只要对自己有用，就该虚心地学习。夜郎自大并不能挽救一个民族的兴亡，自我高度评价，也只能是自己爽。而人民的实际利益，只靠自我感觉良好是不能实现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也是要看实力的。所以，只有学为己用才能真正地发展自己。西方世界从来没有否认和贬低过中国唐朝和明朝的盛世，也从来没有想要通过贬低中国来让自己好过一些，他们大大方方地学习中国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本事和自信的人，不会因为赞扬别人而心虚，也不需要用夸耀祖辈来提高自己，不敢赞美别人只能说明没有自信。
究竟学什么呢？只是照搬和模仿人家的，再加上小修小改就行了吗？二十年前，当你还没有能力发掘人家成功的真谛时，照搬照抄有何不可，总比什么都没有还不是强很多。中国在科学、技术、管理、社会功能、市场形态，等等、等等方面，搬了很多很多。这也让很多最近回过国的人感到两个世界真是越来越象了，套一句行话，越来越“与国际接轨”了。而这二十几年的事实也证明了，这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人民更加富裕了，而国力也更强了。
可是，在经济已经开始起飞的今天，中国有能力去学一些人家成功的真谛了，也应该不再只是人云亦云了。近几年来，作者也经常回国或与国内业界保持联系，从而贴近观察。所以曾有幸与国内来硅谷访问团中一位沿海地区一发达城市负责管理科技发展的官员闲聊许久。他畅谈了许多大力推动和发展ERP软件的规划和设计以及种种政策。其时，ERP是中国软件业最热的名词，其在美国也正方兴未艾，作者深深感受到了国内同业的时代感。由于作者本人正在这一领域工作，其时相谈甚欢，他最后也提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倒底什么是ERP? 这是哪几个字？代表什么意思？”。作者事后很感叹，一是感慨这位官员不耻下问的勇气，不懂就向专家请教。当时国内真懂ERP的人又有多少，作者其后碰到一知半解的大有人在，但是请教的人可少之又少。二是感慨这正反映了国内学习的盲从特点，一个概念被炒热了就人云亦云、遍地开花。实则大多数人根本还没有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发展、是否适合现时情况等等，就已经在大力“发展”了，这样的推动所发展出来的又是什么东西呢？所以，这种学习就是低水平的学习，是照搬而已。
就像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许多大城市在考察了国外的宾馆后也都纷纷兴建五星级宾馆。这些宾馆的设施真是比美国的五星级还要五星级，可是不懂为何国外客人始终把它们看成三星级。后来理解到，五星不光指设施，还包括服务，就把人家的服务内容也照抄了一遍，可是人家还只是把它们当作四星级。等到把人家的管理团队也请来，才意识到，照搬照抄是不行的，会水土不服、不伦不类的。宾馆缺的不是硬体和设备，是软服务不到位，是宾馆周边环境不协调，而最主要的是管理者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还停留在旧日的水平。国内向来有重硬设施而轻软环境的现象，而且不分领域和行业。比如，在信息领域很看重电脑的档次却不肯添置软件，在服务业重视门面和装潢却不让人感到亲切和体贴入微，在制造业重视产品的生产却忽视售后服务。这再再反映了管理者的思维和思路重视表面现象，而没有深入的和细致的研究。就如同早几年的“脑体到挂”一般，各式各样的设施就如发达的四肢，没有好的头脑来指挥，虽能在低级的基本生活的社会中得意一时，却没有发展前途。实际上，再好的设备和设施，不经过充分的训练去掌握，都无法得到最好的应用。当人们的思维、思路和习惯都还停留在旧有的轨道上，也就无法跟上和适应新设备所带来和所必需的新工作方法，那它们的功能和价值就得不到最好的利用和发挥，更不用说利用它们创造新能力了。就如同一个军队买了最先进的武器，但不经过长期深入的训练就不能形成真正的战斗力，如果指挥官不能透彻理解新武器所带来的新作战方法，就好象用陆军手法来指挥空军一样，又怎么能有成功的战果呢？没有精准的指挥和经过充分演练的协调机制，各部队朝不同方向攻击，又怎么能集中有效战力呢？
在当今之中国，如果全社会仍然是以这种只图短期效应和利益、不求甚解的方式照搬照抄，那中国将永远只能跟在人家后面跑了。真正的学习，是深入研究人家成功的经验，发掘其精髓，也就是说学习人家的方法。只有学到了方法，才能举一反三，才能正确地全面。这就像小孩子的成长过程，在他三四岁时，很少有人会教他“为什么”，只是要他跟着模仿而已，因为他还没有能力看到那许多事物背后的共同性或规律。如果这个孩子长到十岁了还不会问“为什么”，或者还不能推论出木制轮子会跑不是一定要木头才行而是只要轮子都行，那他又还怎么能脱离他的父母而自立呢？如今之中国，就是能安下心来做深入研究的人太少了，社会整体普遍地追求表面现象和短期效益，不肯做长期规划和投资，急功近利。长此以往，中国将失去宝贵的工业化发展的战略锲机。
如果注意一下国内的媒体，当今最热门话题恐怕还是“如何发展信息化”。然而只不过几年前，最热门的话题还只是“如何实现工业化”。是工业化已经顺利实现了吗？美国实现工业化全过程历经几十年或近百年，而开始信息化也不过十几年的光景，那中国的工业化真能在四五年中就实现吗？显然那是不切实际的。否则按此速度，中国再来一个，只要几年就可以把全球所有的国家都远远甩在后面了。所以问题是出在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工业化，什么是信息化，什么是工业国家，什么是工业化国家，甚至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发展才是正确的。政府、部门、地区、大企业的领导人和高层管理人员尤其应该有正确的了解，才能正确地引导国家、社会、企业、团体走上正确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也才不会在无意的言谈话语中贻笑大方。
要想正确理解这一切，就首先要回到这些词语的原定义和内涵范围。也许有人会说，这太学究、太理论化了。实则不然，这些原始定义和内涵定位，都是经过深入分析和研究，而从实际工作中精炼和提取出来的精华，每一个词都有很深刻的含义的。作者年轻时也只不过是背一背这类书面文章来应付考试而已，如今经过真实的、长时期的实地考察和研究，才深深地感受其中的奥妙，下面几章节就是要把它们用较实际的方式阐述给读者。另一方面，正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定义只不过是书本上的条条而已，随处可见、泛滥成灾的简单论述，才导致了太多的误解和滥用。没有深入的理解，就不知道其精髓所在，那又如何能学到精髓，更何谈赶超呢！
那么，究竟什么是工业化呢？如何才标致着实现了工业化？是工业国家还是工业化国家？什么才是大工业生产方式的精髓呢？
在中国，也许很多人以为，只要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比重中占主要部分就代表工业化了，或者多办一些炼钢、炼铁、开山采矿、生产制造的企业，就实现工业化了。实则，这些只是协助国家工业化的有利因素或表象，而远非根本。国家的工业化，不光是工业的大力发展，而是工业的工业化、农业的工业化、管理的工业化、社会的工业化、军事的工业化、甚至服务业的工业化，等等、等等的总和。匪夷所思吗？虽然很多人把工业化的实现等同于发展工业。实际上，工业加了一个“化”字，就已经不再只是谈论工业而已了。单从字面来分析也可以认识到，工业化无非就是要让一切都办得像工业一样罢了。是说农业、服务业、军队都要去办工业吗？再来个当年的“全民大办钢铁”就赶上工业化国家或者国家就工业化了吗？当然不是。是说要将大工业生产方式的精髓充分应用到各行各业去。要再三强调的就是，所要应用的是生产方式而不是工业生产的某些表象、手段或产品。比如，农业机械化强调的是将工业的产品大量应用到农业领域中，虽然这可能最大地推动农业的工业化，但它本身不是农业工业化。它所针对的是农业生产的某些手段的更新，这种手段层面大范围和深入的变革，可以提高生产力和农民的财力，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结构的重组、分工合作的深入、流程的显现，从而最终导致农业的工业化。所以，农业的工业化是整个农业体系的工作方式的革命，而农业机械化只是农民生产手段的更新。类似地，军事机械化和军事工业化之间，也同样存在着这种手段变革和整体及深层结构和方式革命的关系。同样，工业国家是指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来源于工业产值，这并不代表其它行业和全社会各领域都引进了工业化概念，当然也就无从标致国家的工业化了。工业化国家标致着国家和社会整体地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工业化。
大工业生产方式的精髓就在于大规模、深入地、彻底地、细致地充分分工和合作以形成流程化。这个道理，在几十年前的无声电影时代，就被卓别林大师那部《摩登时代》所展现给世人了。哪个可怜的生产线上的工人一天的工作不过是机械性的用扳手在拧螺丝，以致于精神错乱的他见到其他人吊带裤上的纽扣也当成螺丝来拧。西方工业化国家从二三十年代福特公司引用生产线方式来大量生产汽车开始，就开始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逐渐由一个工业国家蜕变成工业化国家。由于生产线的运用，使得每一个工作环节变得异常简单，而每一个人都成为所在环节的“专家”，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如今的美国，由于全方位地应用这种概念，以致于宏观上，政府的管理部门、公司管理、农业的运作、商业活动的进行、甚或军队的组织，无不采取大范围、深入、细致的分工协作。在微观上，进入任何一个较大规模的公司，都可以发现工作有很清楚的流程，这种流程往往都有很清楚的文字表述，可见其明确和认真的程度，而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专责人员，这不仅仅存在于生产制造工业领域，也包括和服务等等领域。由此可见，这种方式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正因为如此，很多名词在中美之间却有不同的细微内涵，比如“专家”就是一个好例子。
曾有人说，一个中国人会比一个美国人优秀，而十个中国人就打不过十个美国人了。这句话并不见得正确，但它的本意是要说中国人不团结，然而在工业化的话题上，它也有一番新意。提到“专家”这个词，在中国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一个五六十岁、微微秃顶或白发参差、身体弱弱的学者形象，这个人满脸的睿智和聪慧，可谓无所不知的全能或万能之人。而在美国，出现的人可能只是一个二三十岁的“大小伙子”，问他专业领域的话题，他可以滔滔不绝，而一偏离其领域，他可能就要模棱两可而要打电话给相关“专家”确认了。所以，解决大问题要请专家时，在中国只要来一个“超人”就可以了，而在美国来的往往是一个团队，因为美国人把一个领域分成了好多专向，而每一个专向都会有一个人专门研究。要想得出一个完整的最佳结论，这些专家必须集体讨论来做出共同结论，所以合作是必须的而且是常态的。正所谓，“中国专家是国宝，美国专家遍地草；中国专家死得早，美国专家全球跑”。试想，世界上所有的人一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时，一星期也都只有七天，就群体来说，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智商也没有什么不同。在中国，要想“熬”出个“专家”，要么在每一个专向上能力都没有像美国专家那样达到百分百，要么就要花费多几倍的努力才行，专家能不死得早么？即使完全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这也是极大的损失，因为专家在事物的发展中往往起很关键的作用，而培养一个专家又是如此不易。
记得作者几年前曾拜访国内一家软件公司，接待的人中包括他们的总工程师，一开始听人介绍作者是软件开发方面的专家时，脸上是非常的尊重和热情，但当作者向他们请教一个电脑硬件提供的新功能之后，他脸上的热情就飞到九霄云外了。然而在美国，即使是再权威的大老板，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请教”下属的技术专家有关他们产品的能力。一个软件开发的总工程师也会毫不犹豫地“咨询”系统管理人员下属有关系统的新功能的。因为，任何专家都只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而不可能处处擅长；如果处处擅长，也许就“专”不出来了。这就是中美之间的一种文化的不同。近年来，作者也接触了许许多多国内各地区来硅谷访问的大大小小的团体，深深感受到国内各地区的文化差别也非常大。有的团气势非凡，听到的介绍也是口若悬河，政策和措施林林总总让人眼花缭乱，可是趋前想要谈些具体问题，却发现是一个推说是另一个人负责，最后也不知是谁在管，才知道原来是向其他省市“学”来并发挥出来的，至于具体措施还在“布置当中”呢。甚至有的时候不仅政策一模一样或者增加一两条，细看才发现连宣传用的文档都长得一样，“抄”的工夫可见一斑。然而这种没有地区特色的“抄”，又如何能竞争过原创者呢？可是也有直辖市高级科技主管的团，轻车简从，与大家在校园的教室里坐在一起，问题一个接一个而个个都很关键，细心的听也细心的记。也正像她所说，政策的制定和取舍还不是都要汲取专家的意见，看到国家有这样的官员，又怎么能不相信国家会越来越好呢。在美国也同样，高层管理人员所擅长的是管理，是组织人力和调配工作，也就是管人和财及掌握方向，技术层面的决策还是要征询技术专家们的意见来作的。正因为如此，福特汽车公司的CEO完全可以接掌技术层面并不相关的通用电器的总裁的印信而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在美国这种分工是更深入的。所以，高层管理人员并不见得是他们所管理领域的“专家”，但他们擅长于组织专家们进行研究，也擅长于将专家们纷杂的意见集中并与正确方向结合而做出贴切的决策，并善于将研究结果和决策执行和下去。这种中美之间在专家概念上的落差也正在某一微观层面上体现了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之间在方式上的落差。
国人读到此，也许忿忿不平：分工合作？这不是到处都有，天天都会做的事。真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这正是作者希望读者认真仔细地读懂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词的原因之一。这种工业化的分工合作，不只是将工作内容简单的“切割”，而必须是在认真、彻底、细致地研究和分析之后，所进行的大规模、彻底、深入而又非常细致的分工合作，并以提高效率、产能、和质量为根本目的，并以实现流程化为结果的。只有经过深入而细致的分析，才能正确地找到什么样的分工才最合理、最高效，什么样的分工才能使每一个环节变成专业领域，从而使熟练的操作能确保工作结果的精确可靠和高产出。分工是为了合作，也就必须以保证合作的可靠性、可确定性、简易性为前题。这也就要求不同的分工单元间的衔接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它的可靠性，也才能实现流程化。而流程中的每个细小环节都不能被遗漏，因为每一个环节的成功是确保下一个环节可以成功开始的必要条件。所以这种流程上的依赖性也必然要求每一个环节都要高度负责，必须照“本”宣科，依程而流。
每一个行业和部门，甚至每一个企业都有其自身特点和许多内在和外在的制约条件，所以也就不能将别人的分工体系照搬过来，否则那只能是为分工而分工。这种照搬本身就是农业思维和习性的表现，也不可能形成一个真正工业化的体系，也就不可能实现工业化所带来的效益，反而可能造成混乱或降低水准。虽然指导这种体系设计的方法论是共同的，其复杂程度已足以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设计某一单元的具体流程化体系是一项更具体、更复杂的工作。单元越大，其复杂程度也可能会倍增，比如针对一个大企业或一个行业的设计将是非常庞大的工程。首先要把每一个工作内容都要罗列出来，再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找出它们的特点，再横向找出共同性和特异性；再按前述原则来规划新分工体系并订定流程，分析体系过渡的可行性和步骤，并试验、培训、、执行，等等、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建立的是一个工业化新体系，而非农业化的随意切割。做软件开发的人都知道，写程序不难，开发部一个高可靠性、高灵活性、高伸缩性的软件系统就是一门艺术了。工业化所需的分工合作体系和流程化体系的设计同样是一种艺术。
这当然不是只因为中国工业还太少。而是指全国基本上、宏观上，还广泛地存在着工业管理的农业化，社会体系的农业化，管理体系和概念的农业化，军事的农业化，甚至思想和习性的农业化。不是说没有分工合作，而是指大量现有的分工协作仍然是农业化的分工合作。这种分工合作是不够深入、细致和彻底的，是粗线条的和简单的。而合作也是随意性很强和不可靠的，并且往往是非流程化的。旧式农业生产的特点，就是合作的小规模，生产活动的随意性、独立性和自给自足。因为互不隶属、互不依赖，农业人员的工作责任心就不强，也是很随意的。而如今，这种习性正贯穿于中国整个工业生产、军事机制、管理和社会生活中，因为整体上中国大多数人的思潮和习性还保留着很强的随意性。不信就看一看，工业生产的管理会议有多少是以订出严格、细致的流程结束的；军队且不论刚刚运作没多少年的多军、兵种间的合成演练，各部队都有没有对“一切”可预见的事件订定极为严格、没有任何漏洞的方案和流程，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对自己在相关流程中的准确角色有非常清楚的认知；去政府机构办事，是否同一机构不同的人回答同一问题的结果却常常是南辕北辙，而且有多少机构是有清楚流程的，就算有， 又有多少被严格地遵守了。我们不是也常碰到， 一件事似乎所有的人都可以管，可又好像没人管。所以，工也许分了，可是分工过程本身就没有经过细致研究而是随意的，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总之，工业化就是要让整个体系都变成一部可以高速运转的大机器，而每一个环节和人就是这部机器上的元件、齿轮、螺丝。正所谓，靠体系和体制而不是靠人，就不会因人而异。机器只有经过精心设计而不是随意搭建才可能高速运转，也只有每一个齿轮都“极为严格”地履行它们的设计目的时，高速运转也才会持续。
作者的原专业是大型软件的开发，这些年一直很关注国内这方面的发展。早几年时，国内购买信息系统的风气是硬件热、软件冷，肯花大钱购买或更新很多最新款的电脑而不肯买软件，以为买了电脑，就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了，殊不知没有软件的电脑不过是堆废铁，硬件只不过是提供软件运行的平台。这几年，软件业总算出了头，可是很多地区软件仍然是以电脑的附属品的形式存在于市场的，软件开发商只有买回电脑装上自己的软件产品才能以卖系统的方式得到客户接受，所以软件业也想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由于很难得到大的海外外包项目，他们也时常与作者谈到他们的困惑，“制造业咱们一时赶不上人家，情犹可原，因为设备的改善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实现的。可是软件不就是靠人脑么，弄几台电脑并写几行原代码，我们又能差到那儿去？”。其实，这之间的差距在于，美国的软件业是工业化的软件开发，而中国是作坊式的开发，带有农业随意性的特点，在可靠性、稳定性方面都有很大弱点。其不同不在于能否写出软件，而在于开发方式的不同使得产品的长远价值存在很大弱势而无法竞争，在快速反应能力上更无法做到保持高质量水准的同时与人竞争的能力。在中国提到软件开发能力，往往是讲编程写源代码的能力，这当然简单，大家都能做，而美国强调的是系统设计能力，则是高深的艺术。一个能工作和完成现定功能的软件和一个有前瞻性的系统的差距是巨大的，因为实际生活中软件的功能要求是不断变化的。
纵观美国近二十年软件业的蓬勃发展过程，也正是软件业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国家和社会工业化的一个最好缩影，是可以用来分析、研究和借鉴的一个好例子。在二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个人电脑把计算机技术从国防、科技、大企业的专利变成全社会的基本工具，软件开发也由最初的研究室工具，到作坊式的个人电脑软件开发，到如今之分析、设计、编程、测试、推销、技术服务，等等、等等分门别类，各部门都有专业人才要求和培养标准、有专门研究领域和学科、有专门的公司群开发相关工具并提供相关服务。而这每一个环节又分割成无数细小环节，横向发展到全行业。一个应用系统的出世不仅包含了许许多多本公司各部门、各环节的流程式的合作，也包含许许多多本行业内其他公司软件产品作为元件的采用、其它公司软件工具的使用、其它机构研究成果的运用、咨询公司的服务、专业人才的培训等等、等等。总之，是整个行业内的大范围合作。
在思想方法上，软件行业内流行的是尽可能采用可重复使用的现有软件元件，不要将时间浪费在“发明人家已经发明了的东西（reinvent the will）”；而在中国，往往为了节省而什么都要自己来编，从而错过市场机会和失去快速反应的能力，自己编的时候又不注重将那些可重复使用的部分分割出来（模块化），从而将其重复使用到不同产品来节省成本，每一次都要从头做起而大量浪费时间和资源。比如，软件开发平台就是一种可以重复应用到不同产品的板块，因为需要周密的设计和技术含量很高，其所需的投资也较高。在中国，很多小型公司没有能力开发但也不肯购买只想节省成本，有能力的公司，对于没有客户订单的开发又不愿作长期和大量投资。当订单来了，由于客户的紧迫要求，又没有时间来先周密设计和开发平台，而只好用最简单的设计来编程好交货。由于没有好的设计，新订单要求的系统有所不同时，就无法大量重复使用现有原代码，不得不又从头开始，成本并没有因为编程越多而降低。如此周而复始，开发活动在低水平上循环，而不会螺旋式上升。
懂得软件开发技术层面的人都知道，软件编程方式本身就是充分强调将软件分割成可重复使用的小块再互相应用的一种方法论。如今软件开发强调的不再是“大而全”，而是“小而精”。行业内更有一整套的方法论教导软件设计师，如何将一个大系统设计成最优化的“分工合作”体系。虽然它们是用于软件设计的，但作为方法论它们很多都可以应用于其它领域。因为许多软件实则就是用来模拟人的工作方法和流程并来替代人完成各种各样工作的，软件系统与以人为本的工业化体系有相当强的类比性，这使得软件系统的设计思想和方法论很适合被借用来设计和规划工业化系统。在美国，软件行业内有很多的专门咨询公司，虽然不过几个人，却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们不再设计具体的系统，甚至也不见得熟知最新软件工具的很多细节，但他们已从多年的经验中总结出那些软件系统设计中最深入的和本质性的方法论，这些理论是不太受表面表现形式影响的，他们将这些方法论传授给客户的设计师们，设计师们再在方法论的指导下来分析自身系统的特异性并设计出优化的系统。这种模式在其它行业也或多或少地存在，它也是中国可以借鉴的好方法。
总之，工业化就是分工合作并流程化的全面。这种过程必须是以追求高效率和高质量为根本目的，细致地、全面地、彻底地、大规模地，才能真正达到。采用农业化的随意性分工合作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实则，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一直贯穿的就是分工合作的社会演变。原始社会、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标致的是分工合作方式的各个主要阶段，各阶段都有其分工合作方式上的特异性。原始社会的分工合作是极为简单的、可有可无的；游牧社会的则是初级的，各环节间的依赖性并不存在的；农业社会的则是低级的，依赖性是不强的；而工业社会对它的要求是高级的、是严格的，而依赖性是非常高的。
信息化在美国仍然方兴未艾的进行着，它也是美国前一个经济繁荣期达到前所未有的辉煌顶峰的重要支柱。而如今，它似乎也是国内这几年最时髦的话题或追求。究竟什么是信息化？它又是如何出现的？只有对这些做出深入的研究和了解，才能找到中国在这方面的着力点。
在美国，信息化是近百年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进而工业大规模发展以及国家工业化后的自然趋势。信息化的过程至今也不过十几年，是个人电脑全面进入社会各层面以及国际互联网的普及真正推动了它如火如荼地展开。而且它也还远远没有完全深入和全面实现，应该还处于发展的高峰期。在工业化国家中，由于工业化进程已在绝大多数行业和社会层面实现，它所能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就发展至极，没有大规模的改善了。而由于工业化进程所引致的细致分工以及流程化对合作流畅的高标准要求，再加上合作范围所跨地域广阔以及所涉及层次的复杂，都对悠关合作成功的信息流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信息流通不畅所引发的合作困难及所造成的生产浪费和效率低下，也已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微软和苹果电脑以其廉价手段使电脑技术不仅进入个人生活，而且深入中小企业和机构的办公室甚至车间，甚至大企业也得以更大范围的应用电脑技术。而国际互联网的大众化，更使全社会在一夜之间发现其巨大潜力。由于确保合作成功的相关信息的及时、准确、可靠地传递到每一个合作伙伴，才保证流程不易出错，才使得工业化得以进一步深入。
由此可见，信息化是已工业化国家深入工业化的必经之路。工业化所造成的大范围生产和社会各环节相互的依赖性，也要求信息化必须是细致、彻底和全面的。电脑、软件、通讯系统提供了信息化的手段和便利，但它们远非信息化的根本。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上了电脑和软件系统就实现了企业和机构的信息化的观念，虽然比只买硬件而不上软件进步了许多，但还是没有理解信息化的内在。要想让这些信息化手段真正发挥作用，最重要的还是要分析研究合作的环节都有哪些、流程如何、何种相关、需求何种信息等等、等等，而这都不是电脑自己会自动生成的，而是要人去研究和整理的。将某生产环节不需要的信息也无谓地传递到此环节，一方面浪费宝贵的传输手段和资源，另一方面也使过量信息淹没真正需求信息而导致效率低下，这也违反了信息化要求准确传递信息的准则。
正因为如此，即使信息化龙头的美国，信息化也仍然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远没有结束。中国还没有成功转型成工业国家，更不要说工业化国家了，所以根本还没有产生或看到工业化国家对信息化的需求有多大、多深。也正因为还没能看到这样的需求或实际困难，中国许多软件开发公司也就还不能理解美国对软件系统的需求特点，也才不理解为什么美国公司认为他们开发不好这些系统。
既然知道了什么是工业化和什么是信息化，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该如何取舍呢？
九七年回国时，作者有幸拜访家乡的一家重要软件公司。其时，国际互联网在美国正值快速膨胀期，在中国也刚刚开始进入家庭，远不是社会的重要话题。作者因极为看好这方面的市场潜力，建议拜访的公司合作进行这方面的开发从而占据国内或地区内的领先地位，公司的老总认为这个领域不那么适合中国，不会很快有大的发展。可见当时，信息化的气候还远未形成，而最响亮的口号还是如何实现工业化。短短的几年光景，“工业化”似乎已经束之高阁，而“信息化”才是当下的“金宝宝”。这不能不让作者感叹一番，一是中国发展变化之快速，二是国人对风潮之喜好。每过几年，都会有一项新“概念”被炒一炒，而那几年，全国上下无男女之分、老幼之隔，无不被无形地卷入其中，发展之快速如龙卷风。而时光也相当无情，一朝失去了光环，它可能就从此身居冷宫。
然而，国家的发展可不能只靠这种短期的“高潮”，而需要扎扎实实、数十年如一日，否则犹如建在黄沙堆上的皇宫，风暴来时将崩溃于旦夕之间。就像高潮过后巨浪的回落会把一切都卷入大海、无可抗拒一样，它所带给国家和社会的将是巨额的资源浪费，是难以阻止的恶性循环，是环绕四周、等候收获的“鱼伕”。所以，深入理解各发展方向的内在关系和恰当的拿捏将悠关着国家和社会的进程。
信息化是工业化深入和升华的必然需求，工业化是信息化的土壤。正是工业化的深入，才导致合作的依赖性升高，进而产生对信息化的要求。农业社会形态的分工体系对合作的要求是低级的，所以对信息的要求在量上、可靠性、准确性、时效性方面都是低级的。针对农业社会建设的信息化体系必然是低水平的信息化体系。所以，工业化才是根本，工业化的深入自然会产生信息化的需求。以为信息化是更“高级”的，而追求了“高级”的就可以不屑“低级”的观念，将误导社会，并将大量浪费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因为“实现”了信息化，就自动实现工业化的。没有工业化基础的信息化，将是低水平的信息化和信息化体系，甚至于只是信息化手段先进的非信息化社会和国家。
另一方面，工业化的深入才会为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创造更大的市场。信息化和信息产品主要有两大方向，一是大众消费，一是企事业工作需求。本文所针对的主要是后者，因为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往往是企事业对利润和效率的追求才是信息化进程的最大动力。没有工业化深入所拓展的市场作为后盾，只靠消费市场作主导，信息化产业的发展将很快会因为此一市场增长缓慢而进入瓶颈期，因为这类产品往往属于非生活必需品而很大程度地受限于消费能力的增长。如果掌握或调控 不好，还更能造成行业内的经济危机而出现萎缩期。而市场的局限也会阻碍信息产业本身的工业化进程，从而因低水平和高成本形态而无法和先进国家的同业有效地竞争。这一点，在中国今天以开放性经济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的时空下，将产生更大的问题。所以，也只有工业化的深入，才能让信息化全面和彻底地展开。
然而，信息化的进程并不需要等到工业化实现之后才开始，它可以镶嵌于工业化之中，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进步。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是在没有信息化概念的伴随下发展的，所以往往因为信息传递手段的困难而曾受到种种限制，而其进程也会因此而缓慢。近几年，随着信息化的展开，工业化也才得以进一步快速深入。中国的工业化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它可以有信息化的伴随，从而以远短于西方国家的时程实现工业化。所以，有意识地、巧妙地将信息化植入于工业化进程中，才能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也才可能赶超先进国家。
无庸置疑，中国仍基本处于农业化国家的形态，在工业化和信息化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已工业化并正在快速信息化的国家。但同样无庸置疑的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在第一个十年扎实的基础发展上，中国经济在第二个十年得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这也就为中国全面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那么，中国的路究竟该怎么走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不可能只通过几篇文章就回答清楚。作者将试着通过几个关键点的讨论来揭示一些可以探讨的道路。
落后于人家本是劣势，但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便利，这就是“后发效应”。也就是省却了先行者所面临的摸索和发明创造所需的时间和投资，也可避免他们所走过的许多弯路，充分汲取他们一切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从而一步到位。上文已经提到，照搬照抄总比什么都没有好，也比坐等研究透彻了再开始要好。但如今时代不同了，有了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又有了许多畅通的信息渠道，还有这么多在海外从业了十几年的、有身入其境感受的专业人才，再加上现今的经济实力，学习已经不该再是照搬照抄了，尤其不该是抄表面的形式了。如果照搬照抄而不深入研究，就无法汲取真正的经验，就等于大幅放弃了“后发效应”所带来的优势。因此，首先就应该分工组织专门人才来深入研究人家的历程、经验、教训，来找到本质和精髓，来掌握方法论。也只有在掌握了方法论之后，才能举一反三，在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区、机构推而广之。只有充分运用和恰当地发挥“后发效应”的作用，中国才能缩短工业化进程所需的时间。比如具体一点，中国近期的发展应该是以工业化为主体的，但信息化的推动应该是同步的，尤其信息化手段是可以积极建设的。信息化应该贯穿于或融于工业化发展之中，也就是在各部门、各地区、各机构、各企业为建立工业化体系而进行分工合作设计时，不仅仅要以严格管理、严格遵守、严格纪律的流程化为目标，还必须是以有利于信息化或者有利于应用信息化手段为目标的。
中国的不利因素则在于，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大多数人口还在农业领域，即使城市人口也还保留着很强的农业思想和习性。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是工业大规模发展以及企业追求利润和效率的自然过程，经过几十年绑在流程线上的自然过程，大多数人在思想和习性上已经脱胎换骨了。中国，若想主动推动此一进程，只有通过教育来实现人们思想和习性的改变。这种教育分两种，一是针对基层从业人员的，一是针对管理人员和领导层的。对于从业人员，主要是培养他们的纪律和责任心，改掉工作的随意性和不负责任。不过，由于中国目前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口，这在无形中对在业人员形成很大的压力，所以只要管理人员能有效地执行纪律和严格管理，最终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当然教育可以使这一过程缩短。无论如何，对管理人员的教育才是最重要的。首先要让他们开阔眼界，了解发展趋势，然后要深入理解工业化的正确方向和真谛，再要学习工业化的方法论，这样一来他们才能主动地在各自管理的部门研究和建构符合工业化标准的内部体系。在美国，每一个经济周期中，大企业都会进行大范围的内部结构调整、合并和裁员，而小范围的调整更是不断地进行中。这正反映了分工协作或流程随着市场和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地优化中。只有在全部管理人员都以本企业或机构的质量和效率作为追求利润的手段时，工业化才能走上正确的轨道。
在西方国家，工业化是市场发展的自然演变，是企业追求利润的产物，而不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政府只是在某些方面起到了一些推动作用。中国正处于从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的过程中，财富还是大量集中在政府，而不是民间，这与西方国家在民间有大量财富和非常具规模的中产阶级大大不同，所以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应该有所不同。中国改革开放也不过二十几年，民间资本积累大多规模不是很大，所以资本拥有人往往对风险较高或回报期较长的领域都不愿涉足。而且私人资本，多属被动追求利润，也不会主动地发掘和运用研究成果。要想缩短工业化进程，只有政府才有财力进行投入，进行专门的研究、学习、介绍、宣讲和，将方法论到民间，鼓励民间和政府机构主动地、有意识地将本机构的工作严密分工、流程化，这样才使整个体系可以像一部机器一样高速运转。所以，政府要做的就是研究、教育、引导和，这种长期投入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和动力，因为它所关系的是国家的长远利益，民间富了，国家也就跟着富了。政府将它在社会上推动到一定规模后，它带给企业的利润以及市场的竞争和淘汰机制会自然地将工业化的车轮推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同时，也只有政府有能力来打破产业和社会上的恶性循环，而引导之进入良性循环。
研究必须是深入的而非表面的或形式的。教育可以从政府和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开始，最重要的是要对工业化有正确的认识，对信息化和工业化的内在联系有深刻的体会。而培训应该不光光是理论的，应该用西方国家的企业和政府机构作为模式进行深入的剖析，来阐述分工合作体系设计的方法论。具体的设计只能由管理人员自己进行，因为只有他们才了解本部门内在运作的特点。
政府所要做的另一方面，就是要严格执法。通过执法来杜绝社会上通过取巧来谋取利益和利润的一切途径，只有有足够的嚇阻力，才使得谋取利润的途径唯有通过提高效率和质量。总之，政府就是要向有利的方向引，在有害的方向堵。政府的基本职能应该是，通过研究来找到正确的方向，通过倡导、宣传和教育指明方向，通过政策利诱和初始投资来引入轨道，制定规则来规范秩序从而确保轨道正确，通过严格执法来确保轨道畅通。这一切的完美实现必然会使市场的车轮越转越快，最终全面实现工业化。
农业问题一直是中国发展中最难的问题。“三农”也是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问题。向工业化推进，是否意味着要放弃农业呢？在这一点上，不妨也来好好研究一下工业化国家的情况。以美国为例，工业化的发展并不是以放弃农业为基础的，而是以农业的工业化来解放农业。由于大量将工业产品引入农业生产各环节，也使得农业生产形态进行了多次大的变革，农业内部的分工机制也与早期大大不同。由于大量采用先进工具，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由此而解放的人力流向城市并提供了工业发展所需求的大量劳动力。由于产能提高而更加富裕的农民，肯于购置更多的工业产品来改善生活和生产能力，也就为工业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经过几轮的良性循环，美国的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已很小，但产出并不少，而且是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之一，这说明农产品是过剩的。所以，美国的农业人口流入城市总体上是建立在农村不断富裕而导致生产方式改变，进而农业手段机械化造成人口过剩的基础上的。
中国目前也存在大量的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的现象，然而这种流动不完全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力极大提高而形成农业人口过剩的基础上的。在相当程度上，这是由于城乡差别过大对农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农民进城接受新挑战的风险由于没有多少好损失的而大为降低。中国的农村依旧非常贫穷，城乡的差距依旧很大而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甚至有评估中国的农业产出将很快不足以自己自足，并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果真如此，中国的未来将存在很大的隐忧，因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是畸形的。也就是中国的农业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可能会建立在农村越来越贫穷而最终被放弃的基础上的，这同美国当年的进程虽有相同的表现，实则却是背道而驰。是否应该将中国的农业寄往于全球化呢？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即使能依靠全球化解决一时之需，如果不能自我解决，就意味着在“食物链”最重要一环上有着太大的战略弱点、受制于人，毕竟农业才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和根本。所以，正确的作法不是回避，而是从根本来解决。是通过补贴农民生活来挽救农村吗？生活和历史都告诉我们，帮一个人的最根本办法不是借给他一些钱，而是帮他培养技能，给他提供谋生的最好工具，使他能度过难关而自立。中国的农业也应该建立这样一种思路，帮助农民的方法应该是让他们能买得起更好的生产工具，比如长期的低息贷款来购买生产工具，而且要吸引他们去掌握这些工具来提高产能。只有将政府的资金充分运用到这些方面，才能形成良性循环，真正让农民致富。在任何领域，中国都应非常重视工具性产品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展，因为它们才是提高生产力的根本，也才能通过产能的提高来真正让人民致富。然而短期市场利益追求的往往是应用型产品和消费品，所以政府就需要来帮助相关产业的发展。
不是，工业化并不是只有利而无弊。就像很多事物的长处也就是它的短处一样，工业化也不例外。工业化使得工作内容全面地高度专业化，每一个环节上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高度熟悉自己局限的工作面，环节与环节之间的依赖性是非常强的，完整项目的成功也高度依赖于所有环节的顺利合作和完成。合作顺利，其产出和成果往往是松散的农业本质的合作方式的几百倍或上千倍。这种关系就像一台高度自动化的炼钢和轧钢机和一群打铁师傅的小作坊。可以高速运转的炼钢机顺利运行时，它不是作坊里的师傅们可以比擬的，然而炼钢机上任何一个部件的损坏都可能让整部机器停止运转而没有任何产出，其损失是惊人的；而小作坊损失几个却不影响其它的师傅继续提供产品。所以，工业化的系统在任何一个环节上的问题都可能影响到全局，而其带来的损失也往往是非常巨大的，正所谓“利润越高，风险也越大”。
正因为如此，对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部门的工业化体系的设计也必须是不同的。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军事领域内的工业化设计，就必须针对这一致命弊端进行研究，从而决定应该深化到什么程度，分工合作的单元究竟应该定在那一层才能使损失局部化而不致影响全局，应该如何设置多重系统来降低风险，以及如何充分运用信息化来确保合作所需的信息能顺利传输。否则，一个半吊子工业化的军事机器，由于内部的混乱而无法确保合作的顺利，不论他们有何最现代化的武器或科技，在一个真正工业化的对手面前都将无法抵抗，因为本需要合作的他们却各自为政导致功力互相抵消，从而无法发挥先进武器和科技本身的全部功效，甚至可能还不如一个农业化对手的灵巧和机动。所以，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量体裁衣，深入研究各部门或行业的特殊性和特点，而不是划一的、强加的。这就要求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是概念的瀝清，方法论的传授，范例的分析，而不是公式的提供和灌输。正如上文所述，软件系统是用来模拟人的工作并替代人工作的，它涉及人类社会各领域，所以它与各部门和行业都息息相关并有很强的类比性。软件系统的很多设计思想和方法论都可以被借鉴到其它领域和行业，来设计相关的流程体系。这些方法论也提供了很多思路可以用来局限环节的依赖性和降低整体系统的风险性。总之，只有用工业化方式来推动的工业化进程、来设计和建立的分工和流程，才是高级的和工业化的，而不是低级的或农业化的。
中国的工业化，应该是在学习发达国家工业化精髓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自身特点后，采用工业化方式来推进的。中国的信息化，应以深入工业化为目的，并嵌于或融于工业化主体中，从而加速工业化进程。要想让中国工业化走上正确的道路，首先就要端正和培养高级管理人员对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正确认识。这种认识必须是深入的和正确的，只有思路对了，才不会走弯路。要想得到正确的认识，可以通过瀝清那许许多多似是而非的概念，比如：农业化和工业化、农业国家和农业社会、工业国家或社会和工业化国家或社会、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工业化、军事机械化和军事工业化、发展工业和发展工业化，等等、等等。只有透彻理解它们的细微差别和深刻含义，才能有正确和较深入的认识。其次，只有高层管理人员充分地学习和掌握了方法论，才能够有效地和具体地在其管理的部门推动和指导这项工作。
中国，这个全球瞩目的人口大国，如能成功地发展成工业国家，进而成为工业化和信息化国家，并且是全面均衡发展的国家，必将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这种发展应该是以全体人民的根本福祉为目的的，并以解放生产力为任务的。只要走上正确的轨道，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这一天必然会到来。半岛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