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对于各省而言，是一次相对公平的闭卷考试；对于区域研究而言，是一次天然的社会实验。疫情之后，我们横向对比各省经济1季度受冲击和恢复的情况，解释差异背后的影响因素。
已公布1季度经济数据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均简称“省”）中，30个省的1季度GDP增速录得负增长，仅西藏正增长1.0%，除湖北外（-39.2%）负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天津的-9.5%，中位数是福建的-5.2%，高于全国整体增速（-6.8%），主要原因是湖北下滑幅度较大以及经济体量较大的省份如广东、河南、山东、上海、北京等下滑较多。
对比各省1季度GDP增速相对2019年全年的下滑幅度并据此分组，可以发现西部和西北部地区的下滑幅度相对较小，处于第二组（下滑10-12%）和第三组（下滑10%以下）的省份较多；下滑幅度相对较大的主要是部分中部和东部省份，多数处于第一组（下滑12-15%）和第二组。
对各省二产和三产增速下滑幅度进行分组，可以发现明显的地域分化特征：对于二产，西部受损较小，受损程度向南和向东逐渐变大，东南沿海、重庆、京津和辽宁等地受损幅度最大；对于三产，西北和东南沿海受损幅度较小，东北、西南和中部受损幅度较大。
二产中的建筑业和大部分轻工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受疫情停工的影响更大。相比之下，第三产业中，“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远程办公效率较高，业务开展受疫情影响较小；“其他服务业”中，“卫生和社会工作”主要包括医院、卫生服务等，疫情期间满负荷甚至超负荷运转；“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国家机构、社会团体等，复工时间早、程度高。另一方面，受疫情冲击幅度最大的交运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占三产比重不高，因此三产的整体表现并未如疫情初期预期的那么差。
三、由于各地普遍采取了严格防控，所以经济受损程度和疫情严重程度的因果性不高
这是一个和直觉相反的结果，直觉上疫情越严重的地区，经济受损程度也越大，但结果并非如此。以二产为例，将各省截至3月底的新冠确诊人数作为自变量，发现其对二产下滑幅度的拟合优度只有7%。因此虽然疫情是导致各地经济大幅下滑的核心原因，但对各地经济受损程度差异的解释力不足。下面二产受损的分组地图也大致反映了这一结果：与疫情最严重的湖北省直接接壤的六个省份中，兼具第一组的重庆和安徽，第二组的贵州、广西和江西，以及第三组的湖南。
其原因是虽然各地疫情情况差异较大，但疫情爆发后各地采取的严格防疫措施较为相似，至1月29日上述31个省份均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因此除了少数确诊人数极低的省份如新疆、西藏、青海、宁夏之外，大多数地区的防控力度和二产的复工复产并没有太大差异。
这又是一个和直觉相反的结果，直觉上小型企业抗风险能力低、复工难度大，因此小型企业较多的地区二产冲击幅度应该越大。但我们发现，对于规模以上企业而言，小型企业占比越高的省份，二产受冲击幅度越低。用各省规上企业里小型企业的产值占比作为自变量，对二产增速下滑幅度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
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两方面：一是规上企业即使是小型企业也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不至于受疫情冲击导致无法复工甚至破产；二是小型企业组织结构相对简单，达产难度相对较小，且尽快恢复经营的诉求也高于“家底”更殷实的大型企业，因此复工后的达产效率更高。
一是各省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与二产受损幅度显著负相关，解释力超过了40%。一方面，重工业中资本密集型行业较多，工人密度相对较低，因此复工更早更快；另一方面，部分涉及能源开采、金属冶炼等行业的机械设备停工成本极高，电力热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不能停工，疫情和春节期间基本保持运转。
（所选重工业包括：采矿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二是各省出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衡量外贸占比），与二产增速下滑幅度正相关。即外贸占比越高的省份二产增速下滑幅度越大，反映了1季度出口回落对外向型地区的经济冲击更大。但该变量与重工业占比存在高度共线性：重工业占比越高的省份，外贸占比一般越低，导致外贸占比在多元回归模型中并不显著。
高技术制造业虽然抗疫能力也比较强，但往往与省内重工业占比负相关、与出口占比正相关，因此高技术制造业占比较高的地区可能反而短期受疫情冲击较大。
业和“其他服务业”（主要是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因此上述行业产值在第三产业中的占比对各省三产表现的影响较大。占比较高的省份如上海、北京、天津等，主要原因是业非常发达，三产表现尚可。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高端服务业远程办公效率高，半岛平台受疫情影响较小，因此高端服务业越发达的地区三产表现相对越好。参考2018年各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北京位居全国第一，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分列第二至第五，福建第八，这也是东南沿海省份三产表现较好的重要原因。
但是部分省份三产表现较好，存在一定特殊性。例如贵州三产表现与春节前的白酒销售有关，贵州省一季度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增速下滑15.5%，比全国少下滑7.7%，其中贵阳市一季度限额以上烟酒类商品零售同比增长134%。再例如西藏、青海、宁夏、甘肃等西部地区，因为三产结构相对单一，尤其是住宿餐饮、批发零售等消费服务业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较低，反而衬托业和其他服务业占比较高，因此三产下滑幅度也比较小。
（1）交运仓储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等第三产业增幅如期大幅下滑，但三产整体表现仍好于二产，主要原因是三产占比相对较高的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卫生和社会工作等其他服务业表现较好；二产中的建筑业和大部分轻工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受疫情停工的影响更大。
（2）虽然疫情是导致经济下滑的核心原因，但在全国几乎无差异的严格防控政策下，疫情严重性对各省经济表现差异的影响并不显著。北京防疫措施较严因此短期经济下滑幅度较大，西藏、新疆、青海等地因疫情相对轻微影响明显偏小，可能也与人口密度较低有关。
（3）虽然中小企业的规模较小、抗风险冲击能力相对较差，但内部组织协调难度更低、复工复产意愿更高，因此疫情过后中小企业的恢复速度更快、恢复程度更高。中小民营企业作为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在疫情中经受了最大的压力，但也展现了更大的活力，后续应进一步加大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国内经济尽早恢复至潜在增速水平。
（4）对于二产，在对抗疫情冲击方面并没有绝对占优的产业结构。虽然重工业和高技术产业受影响程度相对较低，但历史背景、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口结构、政策导向等因素使得二者往往难以两全。虽然重工业短期兜底经济的效果强于高技术产业，但疫情过后恢复潜力更高的应是高技术产业。另外，东南沿海地区更偏向外向型经济，且产业结构以轻工业为主，在此次疫情中受冲击相对更大。
（5）对于三产，业和信息技术等高端服务业远程办公效率较高，抗疫能力较强，因此行业产值占比高、实力强的地区一般三产表现更好。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例如对于西北部地区，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等消费服务业以及信息技术等高端服务业相对落后，反而使业和“其他服务业”占比较高，这类地区三产回落幅度也较小，但本质上是产业结构单一；贵州省烟酒产业发达，适逢春节，批发零售业表现强劲，因此三产也相对较好。
（6）对比二产和三产的分组情况，二产表现较好的地区往往三产较差（西南、北部），二产表现较差的地区三产相对较好（南部、东部沿海），这与我国的产业分布有关。西南和北方地区重工业相对发达，且对外贸易占比较低，但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相对薄弱，后续可能需要重点帮扶以尽快恢复服务业正常经营；南方和东部沿海地区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相对发达，但轻工业占比高且受外贸影响更大，后续要重点关注轻工业尤其是外贸相关行业的企业生存问题，在外部环境面临长期变化的大背景下，在保全国内高技术产业链和全球供应链安全等方面做好长期准备。
免责声明：本文转载自雪涛宏观笔记，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及应用建议。
风险提示：投资有风险。相关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人请详阅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确认您自觉履行投资人的各项义务，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