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钢铁基地有三家大冶金企业，即攀枝花钢铁公司、攀枝花冶金矿山公司和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三家均为冶金工业部直属企业，其中攀钢为钢铁生产企业，十九冶为冶金建设企业，攀矿为矿山企业，生产、建设兼而有之。
攀枝花钢铁公司成立于1964年12月26日，代号称作四○公司。1967年7月为东风钢铁公司筹备处，1968年8月为东风钢铁公司，1969年3月4日东风钢铁公司革命委员会成立，对外代号由四○公司改为渡口三四信箱。1970年1月5日改称攀枝花钢铁厂，对外代号仍为四○公司。1972年6月30日正式改为攀枝花钢铁公司。
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于1966年6月1日成立。当时有从一冶分到的18988名职工，以后不断增加。进入施工高峰时，1970年底达到37288人，1972年底为45468人，达到高峰。以后队伍一再发生变迁。1973年分出部分力量组建攀矿公司，1974年调出人员支援武钢一米七轧板工程建设，1979年又动迁力量参加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建设，1985年职工总数为19192人。
攀枝花冶金矿山公司1973年5月1日成立。由攀钢所属兰尖铁矿、选矿厂、二滩粘土矿(后又改属攀钢)、密地医院及有关附属单位，和十九冶第二、第三井巷公司、剥离公司、土建二公司及机电、特种公司的部分力量组成。
1985年底，三家冶金企业共有职工100942人，占全市全民所有制职工总数(人)的46.72％。
各企业成立以来，组织机构和人员随着生产建设的发展一再发生变化，到1985年的情况如下：
从基地建设开始到1976年，正值“”时期，根据当时的政治条件，管理方法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以主席指示启发职工的自觉性。每当新工人进厂或职工调入，首先以主席关于建设攀枝花的一系列指示进行教育，使“把攀枝花建设好”、“让毛主席老人家睡好觉”成为生产建设的巨大凝聚力和驱动力，困难再大，条件再艰巨，也要把攀枝花建设好。第二，用军队的管理办法组织生产和工作。通过军队“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和革命委员会，在车间、工段、班组实行营、连、排、班建制，实行政治建厂，开展“四好五好”运动等。第三，派工作组解决企业中的疑难问题。领导机关是这样，企业对基层也常用这种办法。第四，用大会战、歼灭战等办法加速工程建设。
这种管理方法对当时的生产建设起到相当作用，有的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同科学的、现代化管理比较起来，存在许多弊端。首先，工厂职工来自许多企业，有的成建制调入，各有一套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没有形成统一完整的管理体系。其次，由于“左”的干扰，管理工作不健全，混乱现象严重。财务方面批判“利润挂帅”，鼓吹“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造成财务工作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劳动方面用人无定员，生产无定额，工资无增长，奖金无变化，考勤制度不健全，探亲超假严重，不讲劳动生产率；安全方面无政府主义泛滥，纪律松弛，违章严重，事故频繁；质量管理无机构，检验制度不健全，重量轻质，产品信誉不高；能源管理既无机构，也无制度，更无措施，能耗高；计量管理设施不全，人员缺乏，计量失准，有的凭估算，甚至假帐真算；物资方面盲目进货，重供轻管，有啥领啥，宽打宽用，不计效益。再有，环境保护受冲击，环保设施遭砍杀，废气、废水、废渣任意排放，造成严重污染。
粉碎“”后，企业管理得到整顿和恢复。1977年针对安全、设备、环保等比较突出的薄弱的环节首先进行了整顿，并且着手进行制度管理、数据管理、系统管理、监测技术等管理基础建设。1978年通过整顿领导班子，理顺了组织机构，建立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加强了厂长领导下的生产指挥系统、技术工作系统、设备管理系统、经营管理系统，制订了职能部门的职责范围和干部、工人的岗位责任制。同时加强质量、能源、劳动、物资、财务等项管理工作，恢复了奖励制度。
1979年，各企业根据党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内部管理体制开始进行改革。1981年至1985年，形成“集中指挥，统一经营，专业协作，分类放权”的管理格局，促使企业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由单一型向多元型、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由生产实体向生产科研联合体转变。
按照专业化协作原则，改革企业内部管理体制。针对企业“小而全”和“厂办社会”进行改革，把厂矿的生活服务、集体生产、医疗、教育、汽车、物资等非生产或辅助生产单位划归公司集中统管，强化基层生产指挥，集中精力搞生产。
生活服务方面，攀钢成立了生活服务公司，对全公司59个食堂、53栋单身宿舍、435栋职工住宅、27个幼儿园、17个浴室、2个小吃部、2个招待所实行统管。之后，又将房产管理业务分出，成立房产公司，统管全公司民用房屋的修建、维修、分配、管理以及生活煤气供应、家属区环境卫生等工作。
集体企业方面，攀钢成立了集体企业生产服务公司，攀矿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将各厂矿举办的企业实行归口统一管理。攀矿还将湾丘家属基地改为湾丘农工商联合企业公司，安置农村家属3155户，部分解决了职工两地分居问题。
教育方面，攀钢、攀矿和十九冶都设立了教育处和培训处。由教育处统管厂矿所属学校，培训处统管职工学校、电视大学、业余学校、夜校、外地代培、中等技工教育等。
汽车管理方面，攀钢、攀矿按照“大集中，小分散”的原则，成立了汽车运输公司，统管二级厂矿机关处室的汽车。
物资方面，攀钢、攀矿设有物资处，集中管理物资供应，减少二级库，送料到班组，核算到车间。
质量管理上，攀钢成立了质量管理处，负责全公司的质量检查和监督，统管炼钢、初轧、轨梁、线材等检查站。
攀钢、攀矿、十九冶还将二级厂矿的保卫科划归公司保卫处领导，对外称公安分局，受市公安局和公司的双重领导。
1982年攀钢、攀矿、十九冶根据中央、国务院的决定进行了企业全面整顿，1983年7月和12月经冶金部、四川省和渡口市验收合格。
整顿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整顿与建设公司和厂矿(工程公司)两级领导班子，提拔一批适应四化需要、有专业职称的中青年干部，变动了一部分领导干部的工作岗位，调整了领导班子的年龄、文化和知识结构；公司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建立了党委集体领导，职工民主管理、经理(厂长)行政指挥的领导体制。二是完善集中统管，巩固和扩大初步改革成果。三是改革旧的管理方法和分配制度，实行经济责任制，把经济利益、经济责任和实现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四是理顺了各项专业管理之间的关系，建立和修订了专业管理制度。攀钢在计划、生产、技术、质量、设备、劳动、财务、物资、销售、工程、能源、安全、环保、培训、生活等方面共建立1848项专业管理制度(公司一级为149项)，做到有章可循。
各企业在整顿验收合格后，继续抓了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领导体制，又红又专的职工队伍和科学文明的管理制度建设，开展创建“六好企业”活动(“六好”为三者兼顾好、产品质量好、经济效益好、劳动纪律好、文明生产好、政治工作好)。
根据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生产连续性、设备联动性、工艺联系性、计划指令性、产量比例性和进度节奏性的特点，首先强调集中指挥和统一经营，即把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的决策权和管理权集中于公司。集中计划管理权，中长期发展计划、年度计划，厂矿的季、月、旬、日作业计划，由公司下达指令，进行控制、检查和考核。集中销售权，冶金产品由公司统一销售，即使小量对外协作也要由公司领导“一支笔”审批。集中资金管理权，严格控制产品成本、流动资金、专用资金，并进行审计监督。此外，公司还集中了职工招收、辞退权，工资制度制定和改革权，大宗原燃材料采购和处理权，固定资产的购置和调拨权，横向经济联合权等。通过集权，理顺生产经营管理体系，保证公司正确的经营决策，实现管理工作的程序化、规范化、数据化、系统化。
在“集中指挥，统一经营”的前提下，向二级厂矿放权。(一)在确保完成公司承包目标前提下，如果生产能力有富余，原燃材料有来源，厂矿有权增产适销对路产品，或对内承包大修和工程建设，对外承揽作业、来料加工和提供技术、劳务服务。所得净收益或节约部分与公司分成，并提取奖励基金。(二)除冶金产品外，耐火材料、氧气、部分机电产品和修旧产品有外销权。(三)本着“合理、节约、保证生产(工作)需要”的原则，拨给部分单位一定限额采购费用，允许采购公司库存没有的或特殊用途的少量急需物资。(四)对闲置的固定资产，可以有偿转让或出租，除公司和部控设备需报批外由厂矿自行确定。出租收入留给处理单位，有偿转让的与公司分成，所得收入用于技术改造或设备更新。(五)部分二级厂矿可根据生产和管理的需要，在定员内自定职能和生产机构，不强调上下对口，报公司备案。(六)二级厂矿行政副职由正职提名公司任免，科级干部任免权放给厂矿。职工的处分，除开除厂籍外，由厂矿处理，报公司备案。
在普遍放权的原则下，对二级厂矿还根据其所处地位区别对待。对那些在热状态下进行生产，具有很强连续性和节奏性的厂矿，如烧结、炼铁、炼钢、初轧、轨梁、动力、运输等，主要实行目标承包负责制考核奖惩办法，在奖金上给予优惠，不搞利润分成，不过多地授权放权。对于辅助性生产厂矿，因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一定的机动性，可适当放权。对一些具有分厂性质的单位，因其有较大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则授予较大的权力。包括一定范围的产品自销权、计划内横向经济联系的委托法人权等。
经财政部批准，攀钢和攀矿从1980年1月1日起试行上缴利润定额包干承包经济责任制。在攀钢，以1979年实现利润扣减当年国家基建拨款为包干基数，每年向国家财政上缴5000万元定额利润(1981年初轧坯恢复征税后调整为3500万元)。实现利润超过定额包干部分，作为企业自留利润，按7：2：1的比例建立生产发展基金、奖励基金和福利基金。
攀钢经济责任制中确定了四条原则：一是在确保完成国家计划指标的前提下，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二是把企业内部的协作关系纳入经济责任制确保公司综合效益；三是在实现国家多收的前提下，企业才能多留，个人才能多得；四是经济责任要落实到个人。公司把利润、产量、质量、半岛平台品种、合同、消耗、成本、流动资金等指标进行分解包到32个厂矿和28个处室，作为各单位的经济责任。厂矿、处室再把指标分解到193个车间、619个科室、2890个班组和46107名职工。经过4次分解，落实到厂矿处室为321项，到车间科室为8550项，到工段为9672项，到班组为24173项，到岗位个人为134968项，形成了上下左右联锁互保的指标体系，呈现了“千斤重担众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的生动局面。1984年对考核指标过多，部分指标重复，单位之间不平衡等问题，对经济责任制进行了改革，突出重点，减少了部分考核指标。公司处室两级领导建立了45个专业管理制度。二级厂矿根据具体情况实行了吨铁(钢、坯)奖金含量、百元产值工资含量浮动包干、设计项目工作量承包，科研课题承包、费用承包、采购成本承包等经济责任制。1985年又将经济责任制改为目标承包经济责任制，同时实行“老效益老利益，新效益新利益”的奖金分配办法。攀钢经济责任制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六五”期间，在生产满负荷和外购原料提价的情况下，产值每年递增2.27％，利税递增20.21％；同“五五”期间相比，利税总额增长了2倍，上缴利税增长了71.86%，同时依靠自留利润完成了一批收尾配套工程和革新改造项目，增添了一些职工生活福利设施。
攀矿公司从1981年开始岗位责任制和专业经济责任制，对生产厂矿实行联利计奖承包。对施工单位实行百元施工产值工资含量承包。1985年经过巩固、消化、补充、改善，实行了利润包干、亏损包干、费用包干以及“包、保、核”的经济责任制，形成了具有攀矿特色纵横连锁、上下配套，以全面经济核算为基础，以生产经营目标为核心，以承包为主要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体系。“六五”期间，攀矿产值每年递增24.31％，利税总额递增24.5％；同“五五”期间相比，产值增长2.43倍，利税增长2.75倍。
1983年十九冶制订了“一包、十二保、五十三项指标”的包保核经济责任制，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实行奖罚，在“找米下锅”的情况下，全年完成总产值10316万元，比1979年增加81.2％，实现利润879万元。
攀钢在1970—1976年主要执行了产品标准和部分安全标准；1977—1982年充实建立了一些技术标准并恢复完善少量管理标准；1983—1985年在完善企业技术标准的同时制定了大量的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形成了统一完整的企业标准体系。
技术方面，共执行产品和产品试验方法标准482个，其中国家、部颁和企业的产品标准228个、产品试验标准254个。安全标准执行《攀枝花钢铁公司安全生产技术总则》共150条。工业卫生标准除上述《总则》外，还有公司制定的3个管理办法。环卫标准有12个国家标准、2个部颁标准、1个省颁标准和攀钢制定的考核标准。设备操作、维修技术标准执行厂矿制定的“三规八制”，包括设备操作规程、设备维护规程、设备检修规程，以及公司所制定的设备技术状况标准。计量标准执行长、热、力、电四大类22项最高计量标准以及相应的计量器具检定规程。质量检测方法执行公司制定的4个管理办法以及产品质量统计分析方法。
管理标准主要是企业管理标准和单位内部管理标准。工作标准主要是中层干部、一般干部、工人的岗位工作标准。1985年底，全公司在39个处室、33个二级厂矿(单位)共建立管理标准5620个，其中处室847个、厂矿单位4773个，工作标准6765个，其中处室1300个、厂矿单位5465个，两项共计12385个。
1982年攀钢等单位开始推行现代化管理方法。1984年攀钢、攀矿被冶金部确定为现代化管理试点单位，经过制定规划方案，拟定实施方针、目标和措施，开展专业培训，在全公司应用。到1985年，攀钢已不同程度地推行了12种现代化管理方法，其中有全面计划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全员设备管理、经济责任制、统筹法、优选法、数理统计、系统工程、价值工程、ABC管理法、电子计算机辅助管理等。攀矿在推行经济责任制、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和全面经济核算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现代化管理方法及手段，形成了“两制”、“四全”为主的管理现代化体系(厂长负责制、经济责任制，全面计划管理、全员设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程度不同地推行了13种现代化管理方法，微机的运用已从统计向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发展。
推行现代化管理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1978年修建部在1号高炉大修中应用统筹法和优选法，缩短工期21天；1983年3号高炉大修中运用统筹法施工，工期缩短7天。钢铁冶炼中应用优选法、数理统计、系统工程进行工艺参数的优化，对探求炼铁炉料合理结构和炼铁优化操作，提高烧结矿一级品率，提高钒氧化率和收得率，提高钢种炼成率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电子计算机已普遍用于财务、劳资、人事、能源、科技、备件、销售合同、轨梁成品、房产等项管理。
1983年7月经冶金部批准，将攀枝花钢铁研究院划归攀钢领导，建立了科研生产联合体，使攀钢形成“一院、三所、一室、一厂”(即攀枝花钢铁研究院，攀钢钢铁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劳动卫生防护研究所，设备研究室、四一○厂中试基地)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科研生产体系。建立攀钢科技工作委员会，确定科技工作方向，审定长远和年度科研计划，协调科研单位、科研与生产(工程)之间的关系。建立攀钢科协，将全公司18个专业学会和24个厂矿科协组织起来，形成科技网络。
在科技制度改革方面：第一，制订和修订了《攀钢科研工作管理条例》，明确科研的内容、科研工作责任制、科研项目计划管理及经费来源、科研成果的鉴定和奖励。第二，开展科技系统“一条龙”竞赛。将全公司23个厂矿科研、技术单位按生产工作特点编成三个组开展竞赛，提出科技方面的具体要求，制订考核评比办法。第三，建立必要的科技管理工作制度。编制科研规划和计划，加强立项审批管理，建立科技例会制度，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制订新产品试制管理办法，加强科研项目对外协作管理，加强消化、移植、引进技术管理，整顿科技咨询服务。第四，实行科技承包和奖励。
通过科技管理改革，1985年完成科研、新产品试制和消化、移植、引进技术共181项，取得成果61项，试制新产品5个，获经济效益5149.18万元，占攀钢全年利润的26.41％。
在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制的基础上实行单项经济承包。1984年攀钢向冶金部的投入产出承包方案中就有包钢铁产量和统配材的增长，包扩大品种、提高质量，包降低消耗，包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投资、进度，包全公司经济效益等5项内容。对下属厂矿单位，则根据具体情况和特点，把一些对经济效益影响较大、又有风险的项目，如降低入炉焦比、提高转炉炉龄、提高热锭温度、节电、节油、节煤等，实行单项经济承包，并根据承包完成情况发放单项承包奖金。
改革奖金分配方法。制定统一的劳动工资管理办法和分配制度；建立奖金管理委员会，明确规定只有完成产量、质量、消耗、成本、利润、费用、安全等考核指标才能提奖，根据生产经营、经济效益、劳动条件的具体情况拉开奖金分配的差距，规定公司领导、厂处级干部、科级干部、工程师的奖金系数等。
改革工资制度，包括调整工资，简化工资等级标准，浮动升级，实行班组长津贴、关键要害岗位津贴、老龄津贴、护士工龄津贴等等。
扩大厂矿劳动管理权限。厂矿根据核定的总定员和各类人员比例结构，可以确定科室人员配备和人员结构，厂矿可以自定劳动组织形式、作业时间和倒班制。厂长有权决定加班，有权组织富余人员对外承包作业或从事小商品生产，也可根据国家规定批准富余人员留职停薪。厂长可以批准将不合格的机电技工改作普工、熟练工。厂长有权对职工进行奖惩，对职工给予留厂察看以下处分。
改革用工制度。改变职工队伍结构，打破“铁饭碗”用工制度，更新高温重劳等艰苦岗位劳动力，新增工人实行劳动合同制。
根据“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向和“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在严格遵守国家政策、法令的前提下，积极同一些单位建立横向经济联系。到1985年止，攀钢共签订协议(合同)203项，其中企业与企业之间18项、企业与部门之间68项、跨行业的177项、跨地区的148项。
生产方面，与四川会理、云南峨山、晋宁、武定、元谋等地签订了长期供矿协议(合同)，以补偿贸易和贷款形式，向地方提供资金1216万元，5年内地方提供矿石814万吨。同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乐山冶金轧辊厂等签订协议(合同)，对方每年提供备品备件1100吨、轧辊2000吨，攀钢供应生铁、钢坯、焦炭等原材料。此外，还同攀枝花矿务局、成都标准件厂、彭山水泥厂、沙洲钢丝绳厂、渡口市仁和区、盐边县、河南淅川等地开展横向经济联系，建立了普通块矿、洗精煤、无烟煤、硅锰合金、水泥、标准件、钢丝绳等原燃材料的供应关系。
科研方面，与东北工学院、北京钢铁学院签订合同共同研究09V钢的冶炼、310乙字钢轧制、钒渣直接合金化、提高转炉炉龄等课题，共享科技成果。与上海医科大学、华西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附属医院协作，研究解决攀钢医疗方面的疑难问题，攀钢提供经费。
智力开发方面，与26所大专院校签订了42项合同(协议)，攀钢提供资金，大专院校为攀钢培养研究生和专业技术人才。
生活方面，通过补偿贸易和物资协作，先后与温江、乐山、凉山、舟山等30个单位建立了蔬菜、副食、水果、水产等生活物资的协作关系。
构成攀枝花钢铁基地的攀钢和攀矿两大企业，从1965年开始建设到1985年，国家共计投资22.57亿元，其中攀钢12.6亿元、攀矿9.97亿元，建成了1350万吨的铁矿采选能力和15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到1985年，实现利税16.0亿元，上交利税10.95亿元。
两大企业行业性质不同，取得效益各有高低。到1985年，攀钢实现利税14.6亿元，上交利税10.86亿元，除补上投产前8年亏损2.84亿元外，基本收回了国家对一期工程的投资(按静态计算)。同一时期，攀矿实现利税1.43亿元。
1970—1977年为亏损阶段。投产初期，制度不健全，设备事故多，生产被动。1970—1972年，高炉日产铁400—800吨，转炉日产钢190吨左右，入炉焦比900公斤，转炉钢铁料消耗1400公斤以上，吨钢可比能耗2049公斤标准煤，到1972年末累计亏损11848.42万元。1973年开展设备技术攻关，到1975年，设备状况有所改善，生产工艺流程基本打通，生产稍有起色；但由于炼铁、炼钢一些技术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严重制约后部工序，生产能力不能完全发挥，全年亏损仍达3209.05万元。1976年生产急剧下降，加大了亏损数额。1977年经过企业整顿，生产、科研、管理等项工作开始起步，产值上升到38007万元，成本利润率增长10.29％，从下半开始盈利，但全年仍亏1116.58万元。
1978—1980年为转折阶段。1978年高炉冶炼技术取得实质性突破，各项指标明显提高，主要产品产量创投产以来最好水平，工业总产值上升到57698万元，实现利税9908.8万元，其中利润6496.89元，扭亏为盈。1979年生铁、钢材产量达到设计水平，利润突破1亿元，实现利税12258.13万元。1980年实行上缴利润定额包干，扩大了企业经营自主权，强化了内部生产指挥，依靠科技进步，生铁、钢、钢材、钒渣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全面超过设计指标，全年产值达到74979万元，销售收入59920万元，实现利税13252万元，其中利润10776万元，人平利税3553元。同年，以自筹资金3000万元用于技措、安措、双革、科研、环保和设备更新改造，通过采用新工艺、新技术，钢种增加到108种，钢材品种发展到30多种，镇静钢比达到38.37％，优质钢比达到7.08％，资金利税率(原值)上升到9.01％。
1981—1985年为发展阶段。公司狠抓内部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到1983年，冶炼钢种达到120个，轧制钢材品种规格达到38个，试制新产品40种，优质产品率提高到19.52％，镇静钢比达到55.17％，优质钢比达到11.4％，低合金钢比达到28％，降至100天，资金利税率提高到12.12％，在产量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实现增收，全年利税19786万元，实现利润13648万元，人均利税4185元。1984年继续深化内部改革，全面推行多种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依靠科技进步，改善经营管理，发挥资源能源优势，上质量，增品种，降消耗，治污染，打水平。1985年创产值83908万元，产品销售收入111342万元，实现利税32826万元，其中利润19513万元，资金利税率提高到17.87％，人平利税6795元，是投产以来经济效益最好的一年。
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成，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布局，使四川成为全国重要产钢省份之一。70年代攀枝花一期工程建成并在1980年达产，1980—1985年四川平均年产钢达到350.2万吨(攀钢占47.1％)，在全国钢产量的比重从1965年的4.05％上升到8.75％。
攀钢生产的产品已销往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泛用于冶金、煤炭、军工、交通、化工等11个行业，部分产品还远销国外。在为社会服务中，第一，注意产品适销对路。从1978年调整产品结构以来，改变了品种单一的状况，冶炼钢种达到124个(加出口钢种共135个)，钢材品种规格达到51个，化工产品34个，还有附属产品6个。第二，注重信誉。严格按部颁标准组织生产，部分产品参照国际标准生产，严格执行质量监督保证制度，确保产品质量。在经营上遵守职业道德，维护社会效益，在原燃材料涨价、钢材紧俏的情况下，内部消化涨价因素，以原价保质保量按期供货，信守合同。第三，急用户所急。千方百计生产国家急需的产品，采取一切可能解决用户之急，满足用户需要。
1965—1979年攀钢投资13348万元用于城市配套建设，解决职工生活福利和子女教育问题。1980年以后又以补偿贸易、无息贷款或无偿投资等方式向市卫生局、城建局、地震台、电视台、红果煤矿、平地林场、四川会理、盐边、彭山、云南华坪、元谋、晋宁、武定、峨山等单位和地区投入2246万元，帮助建设小铁矿、小煤矿、小水泥厂，兴办教育卫生和福利事业，支援抢险救灾。从投产以来，还利用技术、人才的优势，向首钢、宝钢、重钢、水钢等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和技术援助，其中有“焦化管式炉脱苯设计及技术”、“钒钛磁铁矿洗炉技术”、“高炉低钛渣冶炼技术”、“高炉开炉技术”等等，向兄弟单位提供了572万吨钢坯原料，向四川、云南农村销售181052吨氨水，支援农业生产。
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成给中国西南地区增加了一个以钢铁工业为中心的大型工业基地。这个基地，不仅使沉睡多年的钒钛磁铁矿资源得到了开发，而且培养造就一批钒钛磁铁矿的采矿、选矿、冶炼、轧钢等方面的专家和数以万计的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有这个基地为依托，必将大大加速攀钢二期工程建设、攀枝花二基地建设、二滩水电能源建设，为开发攀西资源，发展川西南和滇西北经济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