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实施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为构筑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改革开放准备了物质条件。从大历史视角看，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施行，有效缓解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紧张局势，顺应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趋势，是符合历史大势的战略决策。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中国对战争以来仁人志士和革命先辈遗志的继承和发展，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从历史渊源看，中国的工业化贯穿于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晚清时期，为抵御列强的殖民侵略，洋务派以“自强”为口号创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军工企业，试图通过引进先进的工业技术仿造坚船利炮，但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在振兴实业的计划中，把重工业视为优先发展的经济部门之一，认为“如无矿业，则机器无从成立，如无机器，则近代工业之足以转移人类经济之状况者，亦无从发达”。但由于未长期掌握实际政权，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只能停留于纸面。民国初期，部分地区虽然零散地开展了工业建设，但在军阀混战的局势下，走马灯式轮换的政府，既无力解决重工业所需的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更不能提供安定的发展环境。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进一步恶化了中国发展工业化的环境。九一八事变后，为抗日救亡，钱昌照等人推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资源委员会，谋划创办钢铁、机械、电器、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等门类的国有企业，甚至仿效苏联制定了重工业建设三年计划，力图启动重工业建设。但在政治腐败、山河破碎的反动派统治时期，中国根本无法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这证明，无论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对外不能抵御列强资本入侵，对内不能将国家资源有效投入到工业建设之中。进而言之，封建官僚和资产阶级都不能担负起发展重工业、使中国走向工业化的历史使命。
在各种力量的工业化尝试失败后，实现工业化的使命历史性地落在中国的肩上。首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使中国勇于肩负起实现工业化的使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深刻洞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指出，工业革命“是比任何一种革命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革命”，这成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理论资源。中国成立后，年轻的中国人将工业化与民族复兴结合起来。早在1923年，党的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即在报纸上发表《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与守旧知识分子论战，大声疾呼“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其次，中国的阶级属性使其自觉担负起实现工业化的重担。中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就把实现工业化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最后，中国的坚强领导使其能够承担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任务。党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建立起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备有效组织、调动工业化所需资源的能力，为大规模发展工业化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前夕，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工业化的目标，描绘了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宏伟蓝图。
发展重工业是新中国成立伊始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作出的战略部署，是加速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强大推力。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发展基调。《共同纲领》规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在党绘制的中国“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发展蓝图中，重工业是重点。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保证新中国国家安全的迫切要求。20世纪50年代初，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严峻的军事威胁。败退台湾的反动派，利用装备优势，不时袭扰大陆沿海重要的工业中心。例如，1950年1月11日，蒋介石派飞机空袭上海，在黄浦江两岸投弹20余枚，炸死20人，炸伤43人，中纺九、十两厂仓库也遭受轰炸，损失原棉1253担、废棉2300包，玻璃被震碎三分之一，纺纱部一部及织布机400余台不能立即开工。此时，新生的人民政权亟须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而重工业正是国防工业的基础。
抗美援朝凸显了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朝鲜战争爆发后，战火烧到鸭绿江畔，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捍卫来之不易的独立，在百废待兴的艰难条件下，作出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从朝鲜战场的实际战况看，中国军队受到技术装备匮乏的困扰，不仅缺少战斗机，而且运输车辆也不足。在志愿军入朝的前72天中，国内补充汽车12486辆，损失6646辆，送回国内修理438辆，受损率极大，以至于周恩来敦促苏联尽快予以援助，称因“车辆不足”，“粮食和冬季服装不能及时运到，部队正在忍饥挨饿”，而当时中国能够紧急动员的车辆仅剩200辆。可见，工业基础薄弱对志愿军在朝作战有直接的负面影响，这成为党大力发展重工业、追求尖端技术的重要动因。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党和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1953年，周恩来指出：“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了的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能不能有依赖心理呢？比如由苏联搞重工业、国防工业，我们搞轻工业，这样行不行呢？我看不行。”对于新中国来说，优先发展重工业不是单纯的经济命题，而是综合性的政治经济命题。党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为了真正建立一个不依附于任何外部力量的独立国家。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正是凭借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坚持自力更生，才能在巨大外部压力下保持战略主动。中国在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之所以能抓住机遇实现经济腾飞，成功抵御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都离不开工业的有力支持。
新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不仅是顺应历史和时代需求的战略之举，而且契合经济发展的逻辑。从本质上说，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是一种宏观经济层面的投资，是撬动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杠杆。
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工业是具有牵引力的主导部门，能够起到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零散的工业建设并不能有效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尤其需要优先选择工业发展方向，实现重点突破。党和国家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是在轻工业难以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有效集聚资源，打造能够牵引整个工业的主导部门，进而实现工业化。1955年，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在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意义时称：“只有重工业，才能供给我国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以最新式的装备。只有重工业，才能供给我国农业以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并帮助我国五亿农民最终地脱离贫穷状态。”可见，重工业发展对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重要性。
在推进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过程中，苏联经验对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但中国并没有照搬苏联模式，而是从实际出发，吸取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在工业化的实践中，中国突破了苏联经验的束缚，注重农轻重的综合平衡，强调重工业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支援。1956年，提出《论十大关系》，从中国自身工业化实践总结经验，完善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强调重工业是建设重点的同时，指出不可以忽视生活资料和粮食的生产，要多发展些农业和轻工业，这样也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快些，会使重工业的发展基础更稳固。此后，党的八大进一步规定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思路。在解析八大精神时指出，八大在经济政策的规定上注意到重工业必须优先发展，也注意适当地发展轻工业；“既要提高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要积极地发展农业”；“对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要作正确的安排”。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通过自主探索与理论创新，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对于新中国而言，优先发展重工业既是必由之路，又是一项回报周期长的投资。伴随着新中国工业化战略的推进，国家对基础设施与生产设备进行了大量投资，石油、机械等一大批项目建立起来，不仅为重工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而且为轻工业和农业留出发展空间，一批乡镇企业得以孕育、壮大。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诸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便得益于重工业的技术与人才溢出。
值得一提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后起工业国家的普遍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治经济逻辑，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独有，而是一种普遍的发展模式。例如，德国自近代实现国家统一后，就依靠产业政策培育重工业，较快提升了国力，在20世纪初期成为世界上的重要工业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面对薄弱的工业基础，勒紧裤腰带发展重工业，最终培育出世界先进的重工业企业，激活了整个国民经济。可见，优先发展重工业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不仅使中国在短期内补上历史欠账，而且为中国成为工业体系完整、工业门类齐全、工业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大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的中国具有独立自主的军工体系捍卫国家安全，拥有举世瞩目的航天工业探索宇宙未知，可以出口能源装备为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追溯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打下的重工业基础。
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为重工业发展创造了安定环境与要素条件，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工业建设成就即远超近代。一本新中国初期的读物这样写道：“（有些人）看到食糖、食油供应得不够充分，就埋怨政府重工业发展得太多了，要求多发展轻工业，这是不对的。不着重发展重工业，哪里来的新糖厂呢？到外国去买机器吗？这就像没有根的树、没有源泉的水一样，只能一时的兴旺，不能保证不断地发展。”事实上，重工业在为新中国奠定坚实国防基础的同时，还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准备了物质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布局并投资建设了一批机床厂，通过引进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短期内就建立起由号称“十八罗汉”的重点企业构成的机床工业。正是拥有了制造机床的能力，中国的工业发展才真正具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基础，逐步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从而使中国能从中端而非低端嵌入到世界产业链，缩短了在世界产业链上的攀登时间。
重工业在稳固国防的同时，促进了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诸多工业部门的发展。例如，抗美援朝的军事需求直接促进了中国航空工业和电子通信产业的发展。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中国并未满足于接收苏制战斗机，而是从修理战斗机起步，逐步走出一条航空工业自主发展道路，形成专业门类齐全，半岛平台科研、试验、生产相配套，具备研制生产先进航空装备能力的高科技工业体系，进而开发了各类型、各用途的军用和民用飞机、发动机、导弹，推进了国防现代化建设进程，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电子通信产业方面，党中央决定志愿军所需通信装备不依靠从苏联进口，全部立足国内生产。为此，国内几个整机厂进行了紧张的设计和试制，自主生产出大批量通信设备，中国电子工业由此从修理装配阶段步入工业生产阶段。可见，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对其他工业生产部门的惠及是广泛而深远的。
改革开放后，有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应该以沿海轻工业为主导产业，这忽视了近代中国以沿海轻纺工业为主的工业经济在抗日战争中毁于侵略者炮火的惨痛教训，而这段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并非遥远的记忆，而是切身经历过的民族苦难。因此，决不能以共和国后40年的历史道路否定前30年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战略选择。
总之，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具有时代紧迫性、历史合理性的工业发展战略，是新中国基于历史趋势与自身发展逻辑作出的重大抉择，是中国为实现近代以来中国工业化任务的使命担当。通过不懈努力，党带领人民解决了晚清洋务派在中国引入现代工业时未能解决的问题，实现并超越了政权停留于纸面上的工业发展计划，向历史交上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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