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平台铁路是工业化的代表性成果，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识，更是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体现。从蒸汽机车到飞驰在祖国广袤大地上的“复兴号”，中国铁路的发展变迁是中国工业发展壮大的缩影。
铁路在工业文明进程的一定阶段中扮演了火车头作用。铁路带来了陆上交通运输的革命，方便了人员流动和物资运输，对于偏僻内地资源的开发以及贸易的扩大，均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有了巨大提升。铁路建设催生了对钢铁和机械制造这两个产业的需求，促使这两个产业技术进步。而这两个产业作为资本品部门，其发展对整个工业文明的升级都具有重要作用。此外，铁路的建设和运营需要科学合理地组织大量人力、物力，由此催生出大型企业和现代管理方式，充实了工业文明的内涵。
工业革命的全球扩散是不平衡的，不同国家接触工业文明有先后，对工业文明的接受也存在着社会心理等文化层面的障碍，必须克服这些障碍，才能顺利搭上工业化的时代列车。在这一点上，19世纪的中国与工业革命初期的一些西方国家类似，社会上都存在着对新技术、新生产方式和新文明形态的抵触。由于铁路及其背后的工业文明是伴随西方的军事侵略传入中国的，这种抵触在中国尤为强烈。然而，包括技术体系在内的物质文明毕竟是中性的，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了铁路对于经济发展和巩固国防都大有益处，一部分精英开始克服社会文化阻力，设法修筑铁路。但总的来看，由于铁路建设需要的资本巨大，又存在较高技术门槛，加上列强在华利益争夺，19世纪的中国铁路建设缓慢，铁路对中国的冲击可能没有枪炮、轮船等其他工业文明的象征物影响那么大。
铁路在中国的兴起，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历史境遇密不可分。一面是帝国主义对国弱民贫的近代中国的侵略与剥削，一面是有识之士对建设强大工业文明的向往。中国近代工业建设的曲折道路，反映出其所处时代的局限性。铁路是一种系统性的工程，牵涉到路、车、通信等方方面面，需要资金、技术、人力、组织的高度配合，但这些要素对于类似近代中国的落后国家来说恰恰是极为匮乏的。更何况，铁路的建设与运营需要在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进行有效协调，而近代中国事实上的分裂格局，对这种协调构成了巨大的障碍。这背后更存在着列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使本来应该起到统一与沟通作用的铁路，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割裂了。例如，近代东北地区的铁路，在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之下，长期无法与山海关内的铁路真正连通。此外，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统一规划与建设，近代中国一些地区的铁轨标准不一致，使铁路网被割裂，降低了铁路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的效能。铁路发展的困境是近代中国工业化困境的一个缩影，体现了政治衰败对于经济现代化的阻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铁路的自主发展从蒸汽机车时代逐渐进入高铁时代，建立了“四纵四横”的高铁网，并向“八纵八横”的高铁网迈进，这是当前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铁网。这一成就的取得，离不开老一辈铁路人的艰苦奋斗与无私奉献，是中国工业强国之路的一个缩影。仅以“十三五”时期来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由12.10万公里增加到14.63万公里，增长20.9%，高铁由1.98万公里增加到3.79万公里，翻了近一番，复线%。
中国铁路走出了由量变到质变的强国之路，以最能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成就的高铁来说，在这个系统工程里，从施工建设到设备制造再到运营管理，各方面的技术突飞猛进。拿高速列车来说，中国中车集团自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几十年的自主制造，在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底蕴和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队伍的基础上，改革开放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谦虚学习，消化吸收，将外部知识内化为自身设计与制造能力，再进行自主创新，实现了在全球轨道交通装备行业里从跟跑到领跑的赶超。这些辉煌成就是由一批“大国工匠”书写的，不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用简陋工具自主制造蒸汽机车，还是在祖国偏远地区架桥开路，抑或是在新时代努力钻研前沿技术，中国铁路系统一代代“大国工匠”不断传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承担了各自伟大的使命。
新时代的中国铁路事业将继续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火车头角色。中国是一个国土面积广阔的大国，铁路运输是一种经济、便捷、有效的交通运输方式，不管是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出行需求，还是服务国家的物资运输需求，铁路都发挥着其他交通方式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随着中国铁路技术的升级，铁路将加速我国人员与物资的流动，从而更快地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将更加牢不可破，这应该是新时代新工业文明对于中国的重要战略意义。与此同时，铁路作为一种技术集成度高的工业，将有力拉动高端装备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从而加快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中国铁路技术的出口以及中欧班列的运营，也将推动我国深化对外开放，完善经济发展的安全保障体系，推动更为友好普惠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