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新浪·长安讲坛”（总第358期）日前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行。特邀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出席并以《理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为题发表演讲。
第一个方面，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需要回顾、总结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第二个方面，现实中的中美贸易摩擦一波三折，有很多问题正在讨论，其中也涉及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所以我想通过历史和现实这两个背景，来谈谈如何理解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一是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工业化进程，我们的工业化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二是如何总结中国的工业化。如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经济总量排行第二的国家，我们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智慧；三是要谈一谈当前和未来。如何进一步深化工业化进程，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新中国70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取得了怎样的成就。
谈到工业化，一般人认为就是工业本身的发展，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工业化往往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它的产业结构由农业占统治地位转向工业占统治地位并进一步深化最后从比例上看是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过程。工业化就是现代化的过程，不要单纯理解成只是工业本身的发展。它不是单纯的产业问题，而是经济发展的问题，甚至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内涵就是工业化问题。
所以，我们谈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往往是谈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但是现代化的面更广阔一点，工业化就是经济的现代化，这是一般的理解。也有更学术一点的是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理解。比如张培刚先生提出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有广泛的意义，他说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本的生产函数或者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的从低级向高级突破性变化或者变革的这么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由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或者说通过技术推动生产函数来突破变化的过程。我们可以通俗的理解为，经济现代化或者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指从农业国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现在看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后发国家追上发达国家的过程。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人类社会，我们如今仍处在整个工业化的进程中。虽然现在常讲“后工业化”社会的概念，但整体仍然是一个工业化的进程。这个过程已经进行了近300多年，真正完全进入所谓的后工业化社会或者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大概只有30多个国家。如果按1980年人均1万美元来计算，其人口也只占到世界人口的20%。如果从学术角度来看，工业化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一是前工业化阶段；二是工业化阶段，它又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三是实现工业化之后，就是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
用什么标准来界定和划分这些阶段呢？如表1所示，一般有五个标准：人均GDP、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的比例、人口的城市化率和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这五个标准基本上可以总体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其中我们将城市化率也放到工业化水平评价指标中，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相互促进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往往是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往往是城市化来拉动工业化，两者是互相促进的，我们可以用人口的城市化率来衡量城市化水平。表1中的标准值是发达国家在不同阶段的经验值。利用表1中的指标和标准值，我们可以来判断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资料来源：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原表人均GDP标志值数据只有2005年，这里2010年数据根据美国经济研究局网站数据获得的GDP折算系数计算。
谈70年的工业化进程，分成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革开放后40年。前30年我用两个PPT来展示一下：一是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改革开放之前的工业化进程，虽然经历了很多波折，但总体还是在工业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工业建设中取得了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达到4100多亿；棉纱产值增长3.5倍，达到293万吨；原煤产量增长8.4倍，大大6.2亿吨；发电量增长40倍，达到3000多亿千瓦时；原油产量达到1.05亿吨；钢产量达到3700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53倍，达到1270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取得这些成是基于什么样的战略呢？在计划经济下，中国大陆主要是基于重工业优先的战略，这是学习继承了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工业优先的战略。所谓重工业优先，就是按产业的价值链来说是从上游开始，一点点往下游推进。而从消费结构看，人们往往是轻工业优先，因为首先是吃穿在前，衣食住行，重工业在后面。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下，要体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就是要赶超，所以是从上游战略开始的。当时是投资要靠政府，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是国内企业和政府的投资项目，而家庭收入增长相对比较缓慢。当时的体制和政策基本上是计划体制。
前30年的政策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不稳定。因为中间经过无数次政治运动，政治运动使政策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对经济影响非常大。你可以看到不同年代经济增长的曲线，有些年代增长很快，有些年代增长很低，甚至是负增长，整个波动非常大，对外开放程度很低。与此同时，台湾和香港地区与我们恰恰相反，他们则是轻工业优先的战略。基于重工业优先战略，中国前30年的工业化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有很多问题，像政策不稳定，忽视轻工业，导致短缺经济出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步入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新型的工业化战略阶段。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水平推进很快。基于刚才的数据，我们通过人均GDP、三次产业产值比例和就业结构、制造业增加值的占比以及城镇化率，可以计算综合指数。基于这个指数，我们的总体判断是到2011年以后，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达到了工业化后期。请注意是工业化后期，而不是后工业化阶段，这是两个概念，工业化后期表明我们还没有实现工业化，而后工业化则意味着已经实现了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过程。发达国家把一个国家推进到工业化后期，往往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而基于我们现在的测算，到2020年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这意味着能够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目标；到2030—2035年，经过十年、十五年左右工业化的深化，我们应该能够全面实现工业化，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
关于工业化的水平判断，在去年还是有争议的，争议也比较大。有两个极端判断，一个认为我们早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已经提前实现了十八大提出的目标。还有一个观点，当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以后，尤其是去年3月份美国制裁中兴，于是又有人说你连芯片都生产不出来，还奢谈什么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我认为这两个观点都比较偏激。一是我们已经实现工业化这个判断肯定不成立，这属于有点过于乐观，是没有道理的。二是如果说因为芯片生产不了，包括现在有很多卡脖子的工艺和产品生产不出来，我们就不敢奢谈实现工业化，这就犯了另外一方面的错误。工业化本身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表现，你不能因为某项技术没有掌握就说不能实现工业化。到目前为止，就连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后工业化国家，也不是所有技术他都能掌握，所以不能以这个为标准来判断是否实现工业化。当然，你的技术水平高是实现工业化的标准，但你不能依据某一项或某些技术来做出总体的判断。根据我们上面所说的工业化水平指数计算，大概2020年的指数是95，基本实现工业化；到2030年或2035年全面实现工业化是比较客观的，按照十九大目标到2050年，分两步走的目标也是基本吻合的。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尤其是改革开放后40年工业化有什么特征。我大概总结了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人口多。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大国工业化，中国的人口几乎超过了所有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人口的总和。如果中国到2030年到2035年整体步入到工业化国家，是对世界做出了颠覆性的贡献，因为历史上还没有如此之多人口的国家步入到工业化国家。
第二方面，速度快。中国工业化是一个长期、快速推进的工业化，世界上还很少有国家和地区能够长期保持如此高的工业化速度。改革开放40年，从1978年到现在，按全国经济GDP增速大概是9.5%，一产、二产、三产的增速分别是4.4%、10.9%和10.5%，二产增速最高。这么高的增速持续40年也是前无古人的。亚洲四小龙作为赶超型国家也曾经历过工业化中期快速成长的阶段，但是不会保持40年一直保持接近10%的增速。
第三方面，新型工业化。中国实现的工业化是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努力实现符合“四化”同步发展要求、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工业化。中国所实现的工业化，并不是传统意义的工业化，而是信息化时代以信息化引导工业化、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下的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既要符合中国工业化阶段的国情，又要适应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世界工业化趋势。党的十六大就提出，我国要走区别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的工业化道路。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从而达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能充分发挥。到了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
第四方面，世界性意义。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对整个人类的工业化进程具有“颠覆性”的作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改写人类历史。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号召下，中国工业化进程对全球化的影响日益深远。从工业化视角看，“一带一路”的提出，表明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的工业化进程正在产生更大的“外溢”效应。中国的工业化经验将对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具有借鉴意义。中国通过工业产能合作以及其它各个方面的更广、更深层面的区域经济合作，从而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这对世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意义巨大。
第五方面，低成本。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低成本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中国制造在世界每个角落都可以找到。低成本、出口导向是两个含义，低成本是因为前些年我们的技术是引进的，加上我们的低劳动力成本，甚至环境付费都是低成本的。出口导向是我们作为工业化战略的一个比较成功的战略，所以说存在着大量的贸易逆差。但是这些年又开始向满足内需转型，转向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第六个特点，不平衡。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工业化，表现为产业结构失衡和区域工业化水平差异巨大、经济增长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平衡，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协调。“极不平衡”三个层面，一个是产业结构不平衡；二是区域之间不平衡；三是增长速度和环境资源的承载力不平衡；四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平衡。
从产业发展看，这些年我们反复说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产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方面，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存在大量的“僵尸企业”；另一方面，高端产业发展不够和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占有不足，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等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
从区域发展看，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域工业化水平差异很大如表2所示。我们测算全国的工业化水平，到2015年基本到了工业化的后半阶段。同时我们测算了全国31个省市区域的工业化水平，结果表明区域之间的差异巨大。例如，北京、上海和天津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到了后工业化阶段。但是像贵州、云南、海南、甘肃等地，还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从工业化中期到后工业化阶段，要跨越好几个阶段，意味着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很大，经济发展水平至少是50年以上的差距。
资料来源：黄群慧、李芳芳等：《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5）》，第4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从环境保护看，经济增长速度和资源本身的环境承载力不平衡。所谓工业化是人类利用资源来为人类生活现代化服务的。快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约束，就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如此快速度的实现工业化，这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所以耗费的资源和排放，也是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所以我们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极大不平衡。
从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关系看，存在二者不平衡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社会民生领域发展不充分。这表现在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脱贫攻坚任务艰巨，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所以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而主要矛盾是转化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恰恰在工业化上也体现出来了。以上是我们概括的六个方面的特点。
中国的工业化成有多大呢？习在去年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讲了三句线年工业化的成就。一是“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我刚才讲到真正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后期，这个阶段往往要上百年的历史。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从工业化初期推进到工业化后期，而这个过程发达国家往往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我们用40年的过程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进程。这是第一项成就。二是
第二项成就，“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初步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在联合国工业大类目录中，中国是唯一拥有所有工业门类制造能力的国家，现在我国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0多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现在中美贸易摩擦，由于中国拥有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所以我们的经济韧性大，发展回旋余地大。
第三项成就，“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按2016年来算，美国占世界GDP24%，中国占14%；到2017年美国也是占24%，中国已经占到了15%。从2016年全球的制造业增加值来看，这里面罗列了前20个国家，排在第一的中国大约是3万亿美元的制造业增加值。据联合国统计司数据库数据，到2016年，中国是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0798.95亿美元，占世界比重达到24.5%，比世界第二位美国制造业增加值21830亿美元多出了近万亿美元，几乎是世界第二位美国和第三位日本制造业增加值的总和。在1984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例曾达到过29%，几经起伏，2016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比例只有17.3%；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例达到21.5%的峰值，到2016年，该比例只有7.7%。实际上，正是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世界制造业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而言，虽然高收入国家仍占据世界制造业增加值大约60%比例，但是近20年高收入国家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在不断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与亚洲特别是中国相关。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970年的可忽略不计上升到2016年的占据全球四分之一。
图1 2016年世界主要国家制造业增加值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数据库。
这是我们谈的第一个问题，如何来看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分为前30年、后40年，我着重谈的是后40年，包括我们总结的工业化特征也是着重后40年。
接下来要讲的是，我们怎么来解读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或者如何来讲解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这里我概括了六个中国工业化的经验。
一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稳中求进”保证产业持续成长和工业化进程持续深化。一个大国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工业化是必由之路。工业化进程一旦开始，要保证这个过程不会由于战争、危机或社会动荡等各种原因被中断，这个国家或者地区才可能保证产业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历史上因危机或者战乱而中断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并不鲜见，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史已经200多年、但线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社会政治环境的稳定是产业持续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的基本前提要求。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一度曾由于“”改革而使得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断。但开放以来，虽然也遇到了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与挑战，但总体上采用了“渐进式”改革，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指导思想，以“稳中求进”为经济改革发展工作的总基调，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在保证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促进中国产业持续成长和不断深化工业化进程。当前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需要继续推进产业发展建设工业强国，而各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比较突出，如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差距和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经济“脱实向虚”、环境和资源制约等等，危机和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提升，这需要进一步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加强调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是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不断提高产业效率和促进产业向高端化。工业化是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或者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由低级向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过程（张培刚，1991，191页），这实质是一个不断技术创新的过程，工业进程深化的核心表现为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效率的不断提升和产业结构的持续高级化。而“创新驱动”的关键必须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努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还要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迄今为止的中国产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成功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基于工业化发展阶段，把握产业升级的方向，不断提出合意的产业政策，实现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有效协调，随着工业化发展阶段对产业政策内容、实施方式进行动态调整，有效地促进了技术进步、提高了产业效率和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从产业高端化和工业化深化的方向看，中国所实现的工业化，并不是传统意义的工业化，而是信息化时代以信息化引导工业化、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下的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既要符合中国工业化阶段的国情，又要适应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世界工业化趋势——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来提升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以及制造业快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能力。《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也正是中国响应这种世界工业化发展趋势而制定的一项深化工业化进程的战略。
三是正确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促进产业合理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资源禀赋、经济条件、文化习惯等差异性较大。因此，一个大国的产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在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前提下，还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是保证产业合理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制定整体区域协调战略并保证有效实施。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很大，长期以来形成了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梯度发展的格局，近年来，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推进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中央政府要通过战略实施和体制机制设计，协调各区域产业生产要素配置，促进产业生产要素跨区域的有效合理流动，化解产业资源配置在地区间不平衡、不协调的结构性矛盾，提高产业生产要素空间上的配置效率，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产业发展非常重视地方政府的创新精神，鼓励地方政府探索科学的区域工业化模式。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各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调动起来，各个地区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创造出许多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曾产生了一些具有鲜明地区特点和时代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例如“珠江三角洲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等，这些模式在启动条件、发动主体、资本形成方面都是不同的，但都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进程，成为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工业化地区，进而对全国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在各地推进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园区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业园区是现代化产业分工协作生产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工业园区能通过政策引导聚集生产要素、提高集约水平、突出产业特色、优化产业布局，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工业化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正确处理市场化与工业化关系，培育全面持续的产业发展动力机制。中国基于自己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基本国情，经过多年理论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坚持发展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将，坚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中国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为中国产业发展提供了多元的全面协调的动力机制。通过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创新，培育了国内丰富、强大的动力源600405股吧)。这具体表现在市场化改革逐渐松开了传统计划体制对各种资源、要素、组织力量的束缚，激活了它们在旧体制下长期被压抑与控制的能量，不仅充分释放非国有系统的资源、要素，而且全面调动传统国有系统本身的存量资源和原有的组织制度资源。通过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培育了大量的市场主体，既包括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也包括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大量个体民营企业以及通过开放引入的外资企业。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在弥补市场缺陷、保障人民共同利益以及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一些重大战略领域实现赶超等方面具有优势，在事关国家发展重大战略和国计民生重大事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个体、私营和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在满足市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提升供给质量和促进生产力平衡发展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形成了中国产业发展多元混合动力优势，促进了中国产业快速发展。
五是正确处理全球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形成全面开放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40年的对外开放，从设立特区，到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再到加入WTO，在中国市场对外开放的同时，也逐渐吸引大量的外资，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同时也利用了国外的市场资源，实现了大量的出口，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产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当今世界的产业发展，处于一个全球价值链主导的时代。自产业革命开拓机器大生产开始，国际分工经历了工业制成品与农矿业的传统产业间分工、工业内部各产业各产品部门的产业内分工，发展到同一产品不同价值链增值环节的产品内分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产品模块化程度的提升和生产过程可分性增强，以及信息技术、交通技术等“空间压缩”技术带来的交易效率提高和交易成本的下降，基于价值链不同工序、环节的产品内分工获得极大的发展，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一种主导的国际分工形式。而且，随着技术革命的加速拓展、业态不断创新和产业日趋融合，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不断努力突破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全球价值链逐步呈现出多极化发展的新态势。因此，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必须对外开放，融入这个全球价值链中。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发展奇迹，十分得益于中国制造业的对外开放。到2017年，在制造业31个大类、179个中类和609个小类中，完全对外资开放的已有22个大类、167个种类和585个小类，分别占71%、93.3%和96.1%。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加速了自身的市场化进程，培育自身的全面发展动力，同时顺应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合作共赢趋势，为世界制造业发展和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
六是正确处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促进产业和人口集聚效率提升与社会民生协调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过程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过程。工业为城市化提供了经济基础，而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了优质要素和广阔的需求市场。从工业化与城市化历史演进互动关系看，在工业化初期，重要是工业化进程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而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牵引了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总体上符合上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演进规律，长期以来我国成功地推进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但总体上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在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进程也不断加快，对工业化进程牵引需求作用明显。在处理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过程中，尤其是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提高城市化质量，避免城市化与实体经济脱节，不能让房地产仅成为炒作对象，要让城市化进程真正发挥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引导作用。二是要不断提高服务业效率和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城市化是服务业成长为经济运行中主导部门的必要条件，城市化人口集聚效应形成的需求密度经济，可以不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城市化并不必然促进服务业效率提升和结构升级，科学的城市化战略和高水平的城市管理对于促进服务业效率提升至关重要。当前我国医疗、教育、养老等事关社会民生的服务业质量和效率还都有待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城市化质量水平还不够高。而且，由于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升级和工业化进程深化需要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支持，提高城市化质量、促进服务业效率提高和服务业结构升级还是深化工业化进程的必然要求。
以上是我总结的从工业化和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等各个方面的关系，概括了六条经验。在这些经验中间，我们也走过很多弯路，也有不协调、不平衡、不充分的地方，现在应该从理论上来认识并且正确处理这六方面的关系，形成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这是我们谈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当工业化发展到现在，要继续深化工业化进程或者说推进经济发展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我主要提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去“工业化问题”；二是推进高质量工业化；三是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新挑战，包括中美贸易摩擦。
一是如何有效预防“去工业化”。在去工业化理论里有两种工业化，一种叫过早的去工业化，一种叫成熟的去工业化。当一个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30%以后，制造业所带来的技术渗透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外汇储备效应都已经得到充分体现，服务业效率提高能够承担支持经济增长的引擎，此时制造业占比降低被认为是“成熟地去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工业占比到20%就不错了，甚至有的比这个还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经济会出现所谓经济服务化，服务业占比到80%或更高。但是，工业占比在降低之前，工业里的制造业的技术渗透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外汇储备效应一定要得到充分发挥。只有依靠制造业经济才能发展，这是立国之基，兴国之本，强国之器。只有制造业发展，你才会有技术创新效应，同时向前带动农业，向后带动服务业为制造业服务。如果离开了制造业、离开了工业，服务业没有依附的东西，那就没有存在的基础。这种产业关联效应很大。另外通过制造业出口来赚取外汇，这是外汇储备效应。但是，如果制造业没有占比那么高，或者说第三大效应还没有充分体现的时候，制造业过快的下降，被认为是过早的去工业化，往往会掉入中等陷阱。而中国现在恰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如果制造业占比过快的下降，我们有可能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现在中国还没有过早的去工业化问题，但我认为这些年已经开始有一个过快去工业化问题。虽然没有达到真正的去工业化，但由于服务业占比提升速度过快，制造业占比下降的速度过快，就存在过快的去工业化。到了一定阶段，去工业化或者说制造业占比下降，这个趋势是正常的趋势，但你不能过快。近几年中国服务业占比提升速度的确过快。1978—2011年，中国服务业占比年均增长约0.6个百分点；2011—2016年，中国服务业占比年均增长约1.5个百分点。英国经济学家伍德（2017）的研究表明，1985—2014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增长了21.3%，远远高于世界各类国家
服务业占比上升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国服务业的效率不高，中国存在明显的服务业“鲍莫尔成本病”现象。效率低下的服务业占比迅速提高、效率相对高的工业占比迅速下降，必然导致整体经济增速下滑，从而表现出三次产业占比上升、效率下降的“逆库兹涅茨化”问题。如果严格区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转型”主要用于描述从一种产业主导的结构转型为另外一种产业主导的结构变化，而“升级”则表述了从附加值低的产业（或者产业环节）主导的结构转向附加值高的产业（或产业环节）主导、整体效率提升的结构变化，中国面临着因服务业比例过快上升和实体经济比例过快下降而产生的结构“转型”和未“升级”的结构性失衡。
这个风险在近年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上也能反映出来。我们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但虚拟经济成长也很快。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对实体经济进行界定。2017年我做过一个分类，我认为这个分类很能说明问题，实体经济也有窄口径和宽口径问题。甚至我把它分为三类，最核心的实体经济就是制造业，农业、建筑业或者其他工业也可以是实体经济，那是一般口径。还有一个口径，就是把一些生产性的服务业也放进去，我们叫广义的实体经济。唯独和房地产不能放进去。如果按这种分类去分，这些年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是非常严重的，无论是核心口径，还是一般口径，甚至最广义口径，这些年实体经济占GDP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如表3所示。
我们说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脱实向虚，但不能完全说是业有问题，因为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面临着转型升级，要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由于产业结构不平衡，需要的高端产业没有，不需要的产业却产能过剩，所以业就不会去支持，就会把钱投入到房地产，把虚拟经济炒得越来越高，追求短期回报。于是越来越多的货币投放都在这种虚拟经济的圈子里面打转，甚至实体经济想得到一笔贷款，需要倒腾七次才能倒到实体经济手里。每倒一次虚拟经济就会有一些回报，最终还是要靠实体经济的利润来支撑这七次的回报。如果实体经济赚不来钱，这七次回报就变成虚拟的变成泡沫。所以“三大攻坚战”里面专门有一条是降杠杆，要预防风险，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是我们谈的第一个问题，过快去工业化。
第二个问题，如何积极推进高质量的工业化。如何界定高质量发展或者高质量工业化？它要和我们新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相吻合，或者说是以它为指导来解决我们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高质量工业化必须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
具体的战略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要符合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的包容的、可持续的工业化。这个包容的概念就是社会包容，既有区域协调发展，又有收入公平，还要考虑到就业。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很快，对人的替代性很强。替代人工以后肯定效率会提升，这是创新所需要的。但如果过于推动对人工的替代，就影响就业，影响社会的包容性。所以说包容性又给工业化提出了新的约束条件，包容要体现区域协调、收入分配公平、关注就业等方面要求。
所谓环境可持续就是要保护环境，这要求工业化进程中包括工业流程的选择、所采用的技术都要考虑环境可持续。联合国2030年议程里面，专门提到包容的可持续工业化，现在就应该强调这种包容性、可持续性。
第二个战略是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工业化，尤其是体现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根据新的国际竞争环境以及中国制造业自身创新发展的要求，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的中国制造业总体规划应当在以下这些方面做出重点调整。
第一，在总体战略导向上，要弱化“对标”或“赶超”欧美日，强化突出通过统筹部署构筑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为全球制造业发展做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全球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英、德、美、日等国家跃迁成为工业强国的过程，都不是领先国家工业竞争能力的简单重复和照搬，而是不同于领先国家的独特工业能力的构建过程——德国创造了公司研发中心组织结构，美国独创了大规模生产和现代公司制，日本发展了精益制造。中国建设工业强国也必然能够为人类工业发展贡献独特的技术能力和制度模式。“构筑中国制造业核心能力”的政策导向，对外体现了中国通过原始创新与全球工业国家共同推动人类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愿景，对内容易凝聚各级政府和广大企业形成实现中国制造业更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抱负。
第二，在总体发展思路上，弱化重点产业和领域选择，突出新一轮工业革命背景下的通用技术创新和产业统筹部署。新技术浪潮和新工业革命是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为了更加有效地应对技术变革，美、德、日、英、法等工业强国都颁布了系统的规划和产业政策。但与我国的“中国制造2025”不同，这些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在文本的具体表述方面，都不涉及到政府重点支持特定产业和领域发展等内容。我国新的制造业总体规划应借鉴美、德、日等国家的经验和普遍做法，在战略任务的拟定方面，一是强调强调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应用所涉及通用技术和使能技术的原始创新和技术突破，二是强调对于新技术创新和应用（而非产业）的统筹部署。例如，在促进5G技术创新和应用方面，应当避免使用支持特定5G领域的发展等表述，而强调通过促进5G应用场景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参考架构建设等内容，完善5G创新链和产业生态的任务导向。
第三，在具体重点任务上，技术创新导向的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高端制造，更加突出管理创新导向的服务型制造和制造业品质革命。在当今新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无疑也是制造业的智能化、绿色化和高端化，这需要我们不断通过科技创新、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高端制造，促进中国制造业抓住当今世界新工业革命的重大机遇。但是，对于中国大多数制造业的发展而言，德国工业4.0所倡导的物理信息系统（CPS）还相对遥远，很多产业的技术基础还不具备，而推进制造业与服务融合的服务型制造以及推进中国制造业品质提升的任务则相对更有紧迫性和现实意义。在当今时代，制造服务化也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向，制造企业从注重生产和产品逐步向注重“产品+服务”的趋势发展和演进，这极大地促进了制造业附加值的提升，进而促进了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高质量发展。另外与国外发达工业国家不同，中国的制造业品质问题还没有实质性的全面解决，通过制造业品质革命全面提升制造业产品和服务的品质，还是中国成为制造强国所必须补上的重要一课。
第四，在具体政策措施上，弱化选择性产业政策，突出既有利于促进中国制造业效率和能力提升又具有竞争中性特征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一是避免使用加大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结构性产业政策，尽可能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实现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实施公平国民待遇、扩大对外开放领域等方面提出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认为明确的、可操作的政策措施。二是针对我国强选择性产业政策对我国制造业创新发展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将公共资源更多投向新型制造业创新体系建设方面来，包括：针对目前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组织方式不能有效解决国家战略性技术任务攻关的问题，建设独立的、跨学科的、任务导向的新型国家实验室；针对目前我国各类共性技术研发机构公益性不够、效率不高的问题，借鉴德国弗朗霍夫、台湾工研院、韩国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成功经验，吸收海内外高层次新建“中国工业技术研究院”；针对中国产业政策重结构化政策、轻合理化政策的问题，吸收美国制造业扩展项目和日本技术咨询师项目经验，推出中国的先进适用技术应用项目和公共服务组织建设。
最后一个问题，当前我国工业化如何积极应对全球化挑战？当今全球化有两个，一个叫逆全球化，还有一个超级全球化。逆全球化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搞的。其实从特朗普的角度来说，他不是在搞逆全球化，他只是不满意现有的全球化规则，认为现有的全球化规则让美国吃亏了。他就是要打破现有的全球化规则，由美国来主导重新建立全球化规则。他的这些做法表现为逆全球化，表面上是针对中国搞贸易摩擦，根本上还是要跟中国打技术战。对华301调查报告提出了所谓补贴、外资股比限制、强迫转让技术，网络窃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些恰恰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有关系，尤其是中国的制造业总量增加值全球第一的背景有关。美国以此为借口，来遏制中国的制造发展、遏制中国的技术创新，这是美国的根本目标。中美贸易摩擦这个过程是一个比较漫长或者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过程，短期来看会对我们的经济有影响。从长期来看，我们要有积极的战略应对。美国也做了一些长期的战略准备，从历史经验看，无论是对日本、德国发起的贸易战，美国都获得了极大的便宜，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确定美元不可撼动的霸权地位，都是通过贸易战打出来的。
为什么说美国已经有了积极的战略准备呢？最近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讨论，一个是在工业化进程中最关键的是供应链，如果中美脱钩，供应链战略如何调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报告，他们的基本想法就是与中国供应链脱钩。中国融入了全球化，对全球化有贡献，也得益于全球化，美国现在想与中国脱钩，甚至专门为自己的产业安全做了一些长期评估，每年要做一些年度供应链能力评估，他们有一套有效的评估框架。美国的智库前几年就发表报告，建议减少对中国矿产供应链的依赖，修改自己的矿产许可制度。同时又建议说，要梳理各种产品的供应链，标注供应链的节点哪些是关键的，要预测有没有可替代的东西。
另外一个问题是技术创新的生态的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入了大量的技术。现在的问题在于，如果美国人现在要通过限制引进，打压我们的技术进步，我们的技术创新生态如何调整？美国一方面限制我们的发展，另一方面提出了美国制造全球领导力的新战略，包括纳米科技、超算、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现在在5G、人工智能这两个领域里面竞争也很激烈，如果离开了美国，我们要有什么样的生态调整？
从主观来看，中美两家谁离开谁都很难。一个是产业安全，一个是产业发展。在极端的情况下要考虑到产业安全，但也要考虑在全球化背景下有利于大家的产业发展。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我们对中国制造业发展、对中国工业化的未来战略需要深入考虑。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超级全球化。最近也有一些建议，说我们能不能接受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接受超级全球化。超级全球化可能是一个方向，但我个人认为要想实现很困难。著名经济学家罗德里克曾经说过，全球化不可能是三角形。他说超级全球化、民主和国家主权不可兼得，三者最多得一个。为什么英国脱欧，欧盟为什么会慢慢失败？其实可以利用这个三角形来解释。问题在于，在超级全球化过程中，有些国家经济发展很快，有的国家经济有问题。有了问题的国家，会通过民主形式向国家主权、、闹事。比如法国前一阵搞的“黄马甲”运动，法国人觉得自己的利益受损了，他们就上街闹事。超级全球化，经济有了问题，又是民主国家，这个国家的主权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三者不可兼得。总体来说人们会往这个方向去谈，但是超级全球化的趋势很难落地。中国在现有的WTO规则中属于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的一些关税水平一下子降低到发达国家一样水平，步伐就过大。当然也有人说我们进入了新一次的WTO，对中国经济有大的新推动作用。超级全球化对于我国而言现在总体上压力会很大。中国的工业化走到今天，一方面由于中美贸易摩擦需要考虑逆全球化趋势，另一方面还要考虑超级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的产业到底怎么发展，需要仔细考虑。
这是未来进一步深化工业化三方面问题：“去工业化”、高质量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挑战，我只是谈问题，没有答案。
最后，我做一个结语。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步入到工业化后期。中国从解放前的农业国发展成现在的工业大国，虽然不是工业强国，但是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成就。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深化工业化进程，要迈向高质量工业化，而不是像以前过于强调速度。深化工业化进程，推进高质量的工业化，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